金石巨匠陈介祺的收藏故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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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自宋发轫兴起 ，于今千余年，名家辈出，著述汗牛充栋，而其中清季陈介祺独树一帜，为金石学史上划时代人物，翘楚大家。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界藏界对古器物的价值认定仍然与陈介祺的识古理念同出一脉 。

陈介祺（1813 - 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出生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深受其父陈官俊言传身教。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居京时即废寝忘食，沉身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精研，公务之余，嗜好金石文字的搜藏与考释。著述等身。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道光十九年(1839),陈介祺得曾伯簠, 此器为东周初年青铜器, 故颜其居为“宝簠斋”,并以簠斋为号。在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清史稿》称誉他“所藏钟彝金石为近代之冠”。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收藏

毛公鼎为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置于商周青铜展厅最显著的位置，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永不更换的展品。1948年迁运台湾。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时期之物。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文史价值。

毛公鼎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文字共有四百九十九字，保存基本完好。迄今为止，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商周青铜器，不愧为吉金之冠，国之重宝。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当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购藏。此鼎藏于陈氏三十余载。陈氏所藏古器，均付拓工拓制，或题跋，或成册，多与当时金石家交流探讨。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绝不示人。在家与拓工密制拓片。流传至今，已是拍场奢侈品。

陈介祺对于鉴古识古，因其用功于斯，慧眼独具。旁人以为是块“顽铁”，经他鉴别，竟是秦代“铁权”(砝码)，其上铭文多为：“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至此后，金石家，好古者均以藏一秦权为荣。

陈介祺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书斋名为“十钟山房”。计有井仁汝钟、兮仲钟、纪侯钟、楚公钟(1-3)、虔秉钟、虢叔旅钟、许倪编钟等,多为礼器。体量最大者是井仁汝钟,最著名的是虢叔旅钟和楚公钟,“陈氏十钟”现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

又因集藏三代及秦汉印约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泉、古兵，瓷，铜器、玺印、封泥、石刻、砖瓦、秦诏版、陶器、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堪称海内之冠。

其中，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名器还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兮甲盘，陈侯因资敦等。王国维在《兮甲盘跋》言:“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所藏,陈介祺自号簠斋,即此渊源。曾伯簠计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著名文人阮元收藏,计92字),为青铜簠中铭文最多者,是研究东周史的重要文物。

陈侯因资敦是东周晚期青铜器,上面共有铭文8行80字。第一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高祖黄帝”一词。是有关黄帝记载最早的文字证据。铸器人是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间公元前356-前320年。田齐因祖上来自陈国,故称陈侯。陈为舜后,黄帝为舜祖,故称高祖黄帝。岁月流转，是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陈介祺鉴精藏富，治学严谨，颇有独见。其一生所藏数万古器物，竟无一伪品。收藏宏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传拓
陈介祺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钟鼎彝器、权量、陶文、封泥、古泉、瓦当、汉砖、石刻造像等拓片，当时即享有盛名。更为后世海内外藏家学者所重。

全角拓

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彝器全角拓始于嘉庆年间马起凤所拓得汉洗”。马起凤及弟子六舟有周鲁侯角及焦山鼎全角拓传世。但囿于时代限制，最初的全角拓比例失真，透视细节皆有问题。

簠斋所处道光时代，西洋文化已入中土，簠斋亦非泥古之人，对于西洋文化，持欣赏和实用的态度。制作青铜器全角拓，簠斋首先绘画取形，参考西洋透视法，完成准确的图稿。摹形于图稿上，再在器物上依形分别拓制各部，最后据图纸严合而成，称分纸法全角拓。由于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又有西洋透视基础，所制全角拓造型准确，效果逼真，令人赏心悦目，别具韵味，至今被拓者视为圭臬。《陈簠斋文笔记附手札》中云：“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

人面淡墨拓

簠斋曾藏北魏曹望憘造像。有精拓本传世，其人面用蝉翼拓，面部的五官细节清晰可辩，服饰及车马部分则用乌金拓，产生了层次不同的墨色效果，可谓墨分五色，增加了拓片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咸丰四年(1854),四十一岁的陈介祺乞假归里,潜心研究金石之道。回到潍坊老家后，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藏古，鉴古，传古之中。陈介祺常与拓工彻夜制拓，共同研究实践传拓之法，乐此不疲，沉迷其间，传拓之声经夜不息。着有《簋斋传古别录》载其传拓之法。

古器物因时代变化，多毁损而不易保存。簠斋在潍县老家时，长期雇请多名拓工，为其传拓。所以簠斋所制拓本，流传甚广。很多古器物已湮没无踪，全赖拓本留存，给后世以学习研究之机会，其传拓之功。善莫大焉。

交流

陈介祺家学渊源，又受前辈的影响,青年时期即喜欢古物,并从收藏金石中自得其乐。清代金石学受干嘉学派影响,金石收藏与研究进入了兴盛时期。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敕命将内府珍藏的鼎、尊、彝等青铜器归档分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辑成《西清古鉴》等书刊行,愈加推动了民间金石研究的兴起。陈介祺在京期间,公务之余,多用于金石收藏研究，并得到了京城金石界的认可。陈介祺的交往人群中,有饱读诗书的鸿儒,也有古物收藏家、鉴赏家。对陈介祺金石研藏至关重要和影响的人物,有阮元、李璋煜等。

阮元(1764—1849),为清代前中期一代学宗。他竭力倡导收集研究金石文物,把金石学研究推向高潮,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个以官员和学者为中心的金石圈。他主持撰写《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干嘉之际的金石学兴盛贡献颇巨。阮元提督山东学政之时,收陈官俊为门生。陈介祺得以此机缘求教阮元,阮元赞其“天机清妙”,并给予诸多指教。陈介祺在数十年后给友朋信中时不时提及阮元的教诲,其金石缘师生情分非比一般。

李璋煜(1784—1857), 陈介祺的岳父。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他是京城金石学界活跃的人物,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李璋煜与陈介祺父子同为京官又是同乡。李璋煜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酷爱金石尤为赞赏。后来,李璋煜将女儿许配给陈介祺。对于陈介祺，李璋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多个层面都为这位女婿帮助极大。

陈介祺二十二岁便随从著名古物鉴赏家、金石学家吴式芬游学,考证金石研究古文字,并开始收藏金石古物 。陈介祺当时收藏了古玺印2503方,并在金石好友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的帮助下拓印了《簠斋印集》十二册。吴式芬去世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遗着,将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陈介祺将吴式芬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

王懿荣比陈介祺小32岁,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介祺通信交往的。之后陈、王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往复信函，互赠搨本达240多封,可见情谊之深。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由故里返京途中经潍县,特意拜访陈介祺，在陈家住宿三日,尽赏簠斋金石巨藏,与陈介祺交流请益。这都为王懿荣日后发现殷商甲骨文,多有益处。

吴大澄, 字清卿,官至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清晚著名金石家。撰有《说文古籀补》。陈介祺和吴大澄的外祖父韩崇是至交，故此影响吴大澄对金石的喜好。后来与陈介祺成为至交。两人仅以书信进行交流，生前并未蒙面。两人互赠古器物的文字拓片,互为欣赏。有时一月之中就有数信往来,多至万言。古陶文也成为二人研讨的重点。吴大征曾说:“海内真知真好,唯长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长者一人。”可见两人金石缘分深厚。陈介祺寄赠吴大征的三代古陶文达八百余种，后吴大征将这些古陶文拓片编着成《古陶文考释》,并给予高度评价。“足补说文之缺,与鼎彝并重乎……”,将中国文字源流加以梳理，增加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吴大澄于陕西访古的行迹，记为《石门访碑记》，传书寄示陈介祺。陈氏早年有完成《陕西碑目》的宏愿。听闻吴大澄正在着手《陕西碑目》的编篡，为此，陈介祺将其所著的《陕西碑目》、《藏古目》等手稿，寄予吴氏，倾力相助其完成。

陈介祺与许瀚，鲍康，吴云，潘祖荫，何绍基，刘喜海等诸多金石家，文人交流亦频繁。探究古物，各有建树，推动和引领了当时研究收藏金石之风气。

陈介祺为人谦和大度。从前辈师长，京官友人，金石同好，到为他搜买古物的商贾，以及所雇拓工，均相处融洽。此种胸襟，为后来成为一代金石大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结语
纵观陈介祺一生，实为中国金石第一人。

金石学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古器物收藏家,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传拓大家。陈介祺对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的形成,都有极大的影响。

金石圈中，昔有“南潘北陈”之说，但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却认为：“此老精鉴，当时潘王二吴诸公，皆出其下。”“心细如发，眼明如炬”，遑论簠斋的收藏鉴赏研究著作，多达三四十种，在当时学者中无人出其右。

陈介祺金石一生，对后世的考古，藏古，识古影响巨大。陈介祺以拓本、考释、专着、书札等形式把金石之学广为流传，如甘霖普降，润物无声。其学术精神，发微真知，影响和促进了清末民国金石学之昌盛繁荣，致学人名家辈出，开一代风气之先。以现在的角度视之仍具有重要的学习研究价值。百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史学界、考古界、金石学界、古文字学界、书法界、收藏界、无不服膺，皆尊其为翘楚。以其毕生心血,为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种种原因，加之西方考古学东渐。中国金石学逐渐式微。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金石复兴是众多学人的愿望。诚祈通过此文对簠斋先生的略述，能起到万一之力，则幸甚矣。

来源:《湖上》第三期金石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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