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7月04日讯】我先问一个问题：假设统一和民主是矛盾的，我们是要统一还是要民主？当然了，在我看来这两者根本不矛盾，姑且这么假设吧。
多数中国人会回答：什么都没有统一重要。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中国呆得久了，我发现很多问题你根本不需要讲道理，因为你的说话对象就没那个智商听懂你在说什么。只要摆出一两件事情，就可以轻易把人们既定的观念推翻。就好象统一和民主的问题，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占据北方一隅，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该解散武装力量，双方首先得统一，“不统一则无法谈民主”。共产党则反驳说，没有民主，要统一又有何用？然后《新华日报》就发了一堆文章，抨击国民党是如何颠倒黑白，污蔑民主，我一看，我靠，跟民主派今天的说法何其相似啊，想不到共产党当年也是民主斗士吗！但是最后共产党夺了天下，又没给我们民主。60年过去，情况还倒过来了，共产党高喊统一，台湾高喊民主，何其可笑？
再举一个例子，台湾应不应该独立？其实独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吗，我可以讲一堆大道理，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像什么东帝汶啊，斯洛伐克啊，美国独立以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不过还是下面一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苏联当年帮共产党武装了百万大军，作为回报共产党签定了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对此，郭沫若1950年在《日人民报》上发表文章：“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中国人民应该有“让外蒙独立的气度”。人民日报日暴人民，那可是党的代言人，可今天把同样的标准再套到台湾问题上，共产党又不答应了。而且CCTV也明确表示了——台湾人民生活得不幸福。这里他们又玩弄了一个双重标准，CCTV4报导说台湾物价上涨4.5%，百姓大叫“活不了了”，CCTV1报导说大陆物价上涨6.6%，百姓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再比如说，如果美国发兵攻打中国，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像在伊拉克那样建立一个新民主政权，大家愿不愿意？大多数人肯定是反对美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看，这下我又有理论依据了，中国的地当然要让美国来占了，否则我不是变成爱共产党的国了吗？你们有谁爱共产党的国？那就让美国来占吗，可惜美国又不来，这么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么便宜的产品，这么好的垃圾处理场，每年还有大批贪官来刺激美国经济，岂能自断财源？
结果搞了半天，中国人今天不能做的事情，曾几何时都做得那么心安理得，那我们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那些是共产党的政党利益，我们讨厌共产党，他们做过的事情不代表是对的，我们照样支持统一，照样觉得台湾应该回归，照样觉得中国的内政不容美国干涉。那么，我请那些认为台湾必须回归的人扪心自问，既然你们这么在乎国家的统一，是否该给外蒙古相同的待遇？为什么你们的眼光只盯着台湾和钓鱼岛，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外蒙古、藏南、南沙、长白山、白龙尾岛和图龙江以北的大片富饶土地？假如你们生活在50年代，是否又敢保证自己不会把蒙古独立看成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你们有谁敢说，没受自己鄙视的共产党所灌输的观念影响？
生活在中国的人，一定会打上中国的烙印。刘宾雁曾这么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话是说给民运分子们听的，是说给那些最能认清毛泽东本质的人听的。中国人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的标题是个问号，所以我还是负责举例，把答案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吧。
中国人讨厌日本人，理由是他们很不厚道，给我们造成了深痛的灾难，可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日本这个民族，非常的下贱。如果要讲道理的话，第一日本道歉了，第二赔偿是我们自己不要的，日本也变相补偿了，第三日本只有0.38%的历史书是右翼编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怎么捏造历史。但更打击人的事实是，79年中越战争，解放军同样在丛林里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国军队和40年代的日本军队，几乎没有分别。我们中国人民是否曾反省过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实是，没有人当一回事，你们谁看完这段文字心里感到内疚了，麻烦举一下手。而且我们深信是越南首先侵犯了我们——就像金日成声称是韩国首先侵犯了他们一样。既然我们自己犯了也没有反省，凭什么要求日本人反省呢？日本人反省的力度，是不是比我们更强呢？越南同样指责中国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中国人有当过一回事吗？
同样的判断标准，放到几十年前适用，放到几十年后却是罪恶滔天；对别人适用，对自己却并不适用。标准究竟是什么？
有趣的是我们奉为圣典领导人天天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判断标准的万能诡辩法。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只要西瓜不要芝麻，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如果我只要芝麻不要西瓜，这是量变产生质变；如果我又要西瓜又要芝麻，这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我不要芝麻不要西瓜，那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新事物的诞生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文革就是对旧事物的彻底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叫量变产生质变，看看，是不是都能套得进去？
一件事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每件事我们都可以找出安慰自己的理由。拿国外说事吧：黑奴制是野蛮落后反人类的，这没错吧？但是从辨证的观点来看，黑奴制大大提高了美国南部的生产力。可以这么说吗？要是在美国，肯定不行。现在你想想，如果黑奴制曾是共产党的一个手笔，那会怎么样？我们绝对可以这么说，也绝对会这么说。一件事总体偏好还是总体偏坏，端看你用什么标准去判断，而辨证法恰好就没有这个标准。所谓“没有标准”就是说，我可以随时按自己的喜好设置标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有这个设置标准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拥有设置标准的绝对权力。在网络辩论中，由于双方都没有权力去限定别人的标准，所以永远也吵不出结果，表面上是具体观点的摩擦，其实是总体观念的碰撞。
辨证法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甚至跟他压根就没什么关系，不过马克思本人同样没有固定的标准，他的理论一直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而且是向越来越糟的方向变化。在一开始，马克思认同完全的新闻自由，认为“审查制度一无是处，却比人还威风”；再往后，他又认为资产阶级的言论阻碍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修正为“工人阶级的新闻自由”。当他的言论受到限制时，他便赞同完全的新闻自由，当他觉得别人的言论和自己相抵触时，又转而支持某一个特定阶级的言论自由。共产党在45年时同样批评GMD限制言论自由，如今却变本加厉，做得更加过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的传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句话又是放P。实践算哪门子标准？我实践出来的结果，按不同的标准来看不是也有好有坏吗？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本是要检讨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许多领导人都站到了自己身边，于是毛泽东突然转换会议主题，批判大跃进成了赞扬大跃进，彭德怀则成了“军事阴谋小集团”的主谋。大跃进就是实践，得出来的结果是生产力大大下降了、饿死人了。彭德怀说大跃进实践出的结果是坏的，毛泽东说这个结果是好的，因为从发展的辨证眼光来看，难道大跃进没有让我们获得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吗？饿死几个人，就当是交了学费吗。
这就叫根据“目的”逆推“必要条件”，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之一。一个最经典的认知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民主改革必须缓行。这个观点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可是西方发明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就适合中国？为什么就可以马上进行，不用缓行？为什么同样是中华民族，台湾人搞民主就可行？为什么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甚至于中国人最看不起的低素质没文化黑皮印度小阿三，都可以拥有民主？
很多想不通的事，只要一想自己是在中国，那就全都通了。但我还是想问一句，我们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附：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02.24 ）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