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博绳武，男，蒙古族，北京人，生于1939年11月12日。
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祖先随满清入关来到北京，听老人说，在清朝代代为官。我的祖父在清朝是个好官、清官、有正义感的官。在清朝末期，“闹义和团”的年代，起初清政府支持义和团打洋人，后来清政府失败，又与洋人订了不平等条约，反手又捉拿杀害义和团。当时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就是因为抗拒朝庭，没有捉拿“义和团”而被罢官为民的。罢官后回到北京买了所小宅院闲居下来（后来也因祸得福，在“辛亥革命”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辛亥革命后家庭更加没落。我就生在这样一个“前清遗老遗少”的没落家庭里。我的两个伯父没有上过新学，民国以后没有干过什么工作，吃老本，是地道的“前清遗老遗少”。我的一个姑姑工诗词、喜国画，当时小有名气。我的父亲最小，民国后上的新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因参与“五四”学运而被当时政府通缉，无奈和几个同学流亡日本，在日本工作多年，抗战时在日东京（帝国）大学任客座教授。
我生在北京，三岁时父母因长期异地生活而离婚，我被送往日本东京。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是在日本东京华人学校上的。当国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日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风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学生在大街上的反战游行、被美国飞机炸成片片焦土的东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难（因此我不仇恨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却仇恨战争本身和鼓吹、发动战争的人。纵观古今之历史，凡战争都是少数利益集团为了争夺自身利益而鼓吹、发动的。最终得益的是它们，流血牺牲、受苦受难而一无所获的永远是老百姓）。直到二战后1947才又回到北京。回国后就读于育英小学。这是一所当时号称“贵族学校”的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每周有四节“圣经”课。我又是个“住校生”，管理我们生活的老师都是修女，她们善良温柔的形象，至今也还是挥之不去的回忆。我们课余经常到公理会教堂里去玩。我有两个比我大近三十岁的叔伯姐姐，她们都是协和医院的大夫。
协和医院也属于公理会，每逢圣诞节等重要教会活动，她们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去参加，活动中还会遇到不少打扮得同样漂亮的小同学，当时好不风光。我的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学（后来改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虽然已经是“解放”以后，可师资还是老育英的班底；老“育英”的教会学校、贵族学校遗风，一时还是不好清除；思想自由活跃，课外话动丰富多彩；足、篮球校队，育（英）贝（满）合唱团，育贝话剧团……在学校系统都是名列前茅的；航模舰模活动与北京十三中（原辅仁附中）互争伯仲（后来得知，在“反右”中该校教师被“划右”者居多，尤其是历史和语文教研室，基本上是全军覆没，“划右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有人说这也创造了一个“全国之最”。我初中校友“划右”的比例也远远高出一般。如果说“育英”是“右派”的摇篮也未为不可）。高中是在北京一中读的。这所学校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北京校史最长的学校之一，“解放前”与河北北京中学相同，学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风和育英中学迥异。“解放后”旧北京一中那种封建古板的思想，容易被“共产主义”说教所取代。在同学们正沉浸在“被解放”的喜悦中，风风火火争当“驯服工具”的时候，我已经感到精神的压抑了。我没有争取入过“团”和“党”，其实当时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是不愿再给自己多找些“束缚”而已。
我在中学时代学习上没有什么好“成绩”，不读“死”书，也不“死”读书，潇潇洒洒总也混个八九十分。读了不少课外书，可“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说不上得到了什么收益；倒是因为好玩、好闹，得了个“淘气包”的雅号。
1956年夏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那时我只十七岁，岁数不大，思想的发育更滞后于年龄，还是一个玩不够的大男孩。脱离了“家”的束缚，住进了美丽的燕园，步入了大学的生活；未名湖的塔影山色美，朗润园的野趣更美；我把同学们“泡图书馆”的时间（当然还包括他们听“党课”搞“社会活动”的时间）全部交给了美丽的燕园；我的身心、我的学习就溶入在神奇的大自然里。闲云野鹤，与世无争，我满心打算这样读完大学，安分守己作一个科学工作者了却一生。1957年5月19日大饭厅墙上开始贴出了大字报，第二天大字报己经铺天盖地，贴满了大饭厅的东墙和南墙。“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像我这“不问政治”的“大男孩”当然也围着看，开始看不懂什么，倒是张元勋、沈泽宜传单式的长诗《是时候了》搅动了我平静的思绪。又过了几天贴出了成立“百花学社”的告示，它号称是纯学术组织，是自由的论坛。我抱着学习的目的在“百花学社”的成立大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又参加了几次“百花学社”的活动，直到“百花学社”被取缔。6月中旬社会上开始了“反右派”运动；在北京大学，号称“五•一九”的民主运动也同时被镇压下去。
1957年9月16日在物理系的大会上宣布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其中就有我，还是极右分子。后来被定为学生三类处理：留校察看，继续学习。我没有过什么言论，更没写过什么大字报，系里、班级里也没批判过我什么，怎么突然间就被划成“极右派”了呢，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找系里去问。他们的答复是：你参加了右派组织“百花学社”，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右派。就这样还不满十八周岁就糊里糊涂的成了“反动派”，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右派渣儿”。
开始“戴着右派帽子”继续学习，感觉压力很大，渐渐地我发现只要是离开了“公开场合”，大多数同学对我还是一样的亲热，有些还表示为我愤愤不平。这些人把真诚的一面给了我（虽然不敢公开），把虚假的一面给了党（虽然是公开的）。我不孤独了，或许还有点欣然：只要我好好学习，堂堂正正做人，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任，就是最好的抗议。后来我看到凡戴着“右派帽子”的毕业生都给轰到大西北去劳动，他们的境况比“劳动考查”和“劳动教养”的都更惨，我逃离了学校。
回家后为了糊口打了“临时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那个年代干“临时工”的几乎都是够不上判刑或劳教的，流落在“社会”上的“黑五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碰到一起谈天说地，苦中到也有点乐趣。在干临时工的日子我结识了一位范老师，也是“右派”，是中学的语文老师，长我十岁。我们常在一起劳动，他一边干活一边像教学生一样给我讲“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人权，什么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对逆境……他爱唱歌，尤其是那一曲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浑厚的声音如泣如诉，可又在悲伤中显出刚毅。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每逢遇到难以逾越的逆境时，我耳边就响起他那浑厚刚毅的歌声“……老人河呵，老人河，你总是自由的流过”，我就坚强了，困难就过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我才得知他已惨死在文革中。我怀念他，他是我一生中永远的老师。在那个时候我真是一个不够格的“右派”。我痛苦，我彷徨，我对当前的一切满头雾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一大堆又冠冕堂皇又似懂非懂的词汇，闹得我头昏脑涨。可我怎么也想不通，既没说三道四，也没写这写那，就在“百花学社”签了个名，一个还不满十八岁的学生就成了“反动派”，还有人成天恶狠狠地叫喊着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难道我真的错了？就是再错也不至于“永世不得翻身”吧。在范老师的点拨下我开始思考了，好像他唤醒了我埋在心底的朦胧意识。原来我在幼年童年少年时代，就受到潜移默化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不就是百年来千百万热血青年前仆后继的追求吗！这不就是作为一个北大人的“五四”传统吗！我的头脑里有着先进的思想，有着坦荡追求，我何罪之有？想着想着我倒觉得1957年5月我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签名簿上糊里糊涂写上“博绳武”的时候，是我一生中庄严的一刻，因为往往糊里糊涂办的事比清清楚楚办的事更天真无邪，更真实。
毛泽东说过“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倒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取得政权前他大肆宣扬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建立宪政，骗取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取得了政权，这时“民主和自由”是他取得政权的手段，当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变本加利的专制独裁，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圆他自已的一个皇帝梦。他是以鼓吹“自由民主”起的家，他最清楚“自由民主”有多大号召力，对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份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耍个“阳谋”把这些人镇压下去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反右派耍个“阳谋”算什么，他取得政权就是个大“阳谋”，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阳谋”呢？他打在我身上的每一拳都很痛，踏在我身上的每一脚都很重，但是我同时也感觉到他的恐惧和颤栗。“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的极致，全国人民的灾难，我这个“黑五类”自然是在劫难逃。1966年8月28日在“小脚侦缉队”的指引下，北京二十二中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脚就被“扫地出门”了。在厂子扣了两天，8月30日送到东城公安分局拘留所，12月26日宣布“劳动教养”两年，同日送到良乡收容所，次年三月送至清河农场二分场。1969年春解除了劳敎，这时我已“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了。在那样的“革命形势”下就是有亲朋好友也不敢投靠，只好在清河农场“就业”了（明知道“就业”就是无期徒刑）。1969年9月末被“战备疏散”到山西霍州王庄煤矿，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
我在劳改队里生活了十二年。也许人们都知道兴凯湖，都知道夹边沟，其实哪个劳改队都是兴凯湖，都是夹边沟，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难都是相同的。在劳改队里难友们都知道不论在什么逆境中我都是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们总追问我为什么，我老是一笑地回答；我是个臭赖皮。其实我没做亏心事，我为什么不髙高兴兴地活着。再看看那个“阳谋”家，他每一个“阳谋”得逞，看似是胜利，他的路就窄了一块，到他快死的时候就已经是孤家寡人了，没有一个知己，没有一个人可信任。他痛苦地闭上眼睛才一个月，他扶持的人，包括他老婆就成了“反革命”。这一串串故事，哪个看了不得偷偷的乐呢，你还有烦恼吗？自1957年到1979年领导一直认为我不认罪，“表现”不好，没有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3月北京大学对我的划“右”给予“改正”，同时“劳动敎养”也得到平反。
“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又回到原劳动过的小厂子，做个小枝术干部，直到退休。上个世记八十年代的时侯“党”也曾向我敞开过大门。唉，当我还“清白”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反动派”；他们看我不是“反动派”的时候，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就让“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吧。
2009.2.21.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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