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没有宣称它“解放”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没有宣传它的领袖是人民的大救星。
二、国民党没想、没要、没有强当过老百姓的亲娘；没在全民中传唱过爹亲娘亲不如国民党亲；没在全民中传唱“（国民）党的恩情比海深”、“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三、国民党只公布它的三民主义，没有号召和要求全民要听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驯服工具，气都不许出，屁都不许放！
四、国民党只设一家机关报《中央日报》，不宣称它是国民党的喉舌。它也不灭掉数以千计的民营报刊。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乃全社会的共识，它压根就没有异议，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常识。
五、国民党将友党视作同舟共济的朋友，不在其心脏里发展国民党员，派驻党组、党委监控其党内活动；也不颐指气使地令其首脑匍伏在膝下听从一切；在枱上供作花瓶，精神上实成为国民党的孙子。四九年郭汝瑰“起义”后，西南防线崩溃，蒋介石仓促离蓉之顷，吩咐要照顾好友党同志的撤离。
六、国民党执掌政权数十年，从不在国民政府的各部门设立党组党委或专门党部，用以监控各部、会首长的公务；也不在全国各大小单位设立党委、总支或支部，统治全社会的一切活动，形成国民党的“党天下”（借用储安平的名言）。
七、四九年以前外国教会在华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先办后立案。如燕京、圣约翰、齐鲁、华西大学等培养出无数中国精英。上海中西女校的公民教育很到位。杭州教会女中教师的敬业精神是当今特级教师望尘莫及的。都奉行教育独立、信教自由。国民党从不说人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八、国民党在大学也有党部，可以发展党员。但它是边缘化的，无声无息。它没有资格干预校政，党部书记根本不是全面统治大学的沙皇。校长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教授们对他视若无睹，学生们也不把他当回事。
九、国民党不在中、小学里设立党的总支或支部。大概觉得这些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你用政治去统治他们干嘛？连三民主义青年团都不在中学里设立团部。我们这代人在中学里成天都玩疯了，根本没见过三青团的影子。1954年肃反时还怀疑我是三青团员。
十、国民党不给十几岁、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建立档案制度。高中毕业，高考时根本没有每人一个档案袋，审查一个十几岁少年的祖宗八代、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只看成绩，不问出身。根本没有政治审查一说。
十一、国民党不干预全国各大学的招生录取。它没有阶级观念，所以没有制定党的阶级路线。它不要求大学定要招收三民主义的可靠接班人。所以民国的青少年人才都没有遇到过国民党的限制而被阻挡在大学门外。压根儿就不会有人去写遇罗克那样的《出身论》而遭到枪毙。
十二、国民党没有向全社会规定哪几类人为“公共敌人”（如地富反坏右）。大概北伐成功以后它没有确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故它不向全社会推行苛酷之政。行苛酷之政还要全民赞同叫好，就必须向全民灌输“恨”的教育。“恨”的教育一旦施行，其泛滥之祸必无法遏止。
十三、国民党不违背维护教育独立的法令。如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26条，规定政府官吏不得担任国立大学校长。国民党始终未派过党棍、政客主政大学。长大学者都是负有社会清望的学人和教育家。1945年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北大同仁即敦促他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十四、国民党承认设有政治犯监狱，并将其向民间人权组织开放，接受其负责人参观调查。如1933年初，胡适、杨铨、成平等三人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视查陆军监狱、反省院及军法处看守所等处，有令人不满意之处，但没有私刑吊打等现象。
十五、孙中山联俄时没有引进苏联的少先队制度。民国四年全国小学有了童子军制度，是仿英国贝登鲍厄尔的创设训练儿童合群耐劳急公好义的习惯。三青团不插手童子军事务。国民党不要求童子军忠于三民主义、向党旗敬礼。也不要求童子军检举父母不忠于三民主义的言行。那样会灭绝人伦毒害儿童心灵。
十六、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没有发布通告令旧机构人员到大本营报到，也没有颁布一部《惩治反革命条例》，将前朝旧人收拾干净。即使不犯任何法律，也定其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管制其终生，亦令其家属、后代也不得超生。胡适尝赴一老年人餐会，座中有段祺瑞等，我才知道他们能自由安居。
十七、国民党在政府任官者，有官邸可住（只限一人，不供副职一群）。卸任后即须立刻搬出。非任官者即使是中央常委也不供住房。任满者更不设什么天办、地办、江办、河办。有点像唐宁街10号和白宫的规距。汪精卫战前住铁道部宿舍。蔡元培终生租房。
责任编辑: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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