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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8月22日讯】孩子常常向成年人发问“为什么……？”这样的求知欲如果得到认真合理的对待，必大有助于培养他的创造力。古人说“学贵有疑”，有疑才会深究。探究的深浅与疑问的范围和广度相关。因此，欲得透彻的解答就须尽量扩充视野多设观察点，从不同方面产生疑问。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甚至数学和语言学之类的工具学科之研究都是如此才有较好的效果。
人类天然具有的求知欲是产生疑问的动力。然而，求知欲的增强有赖于环境的薰陶，有经验者的引导，以及通过学习新知识来扩大观察思考事物的范围。在这些方面并不是每个人的机遇均等。政府应该推广健康教育，引导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提高胎儿的遗传素质。然后继之以幼儿教育，初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来连续扩大知识范围和训练思维。然而，这些方面又受制于社会政治状况与经济条件，而不仅是有赖于科学认识。所以，一个国家是否先进发达，民众素质高低，必然紧密相关于政府的政策，因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受教育及身心事业的发展机会都涉及社会政治因素。爱民的政府必然鼓励民众关心政治，监督政府而不能为了巩固政客权力集团的私利特权而对广大民众实行愚民政策来扼杀人们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另外，应增加公共文教设施以弥补文化条件差的家庭的子女学习条件之不足。
基于以上认识，有觉悟的人不宜只是独善其身，而应关心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也就得要不置身于社会政治之外。同时，应该努力学习，培养至少一技之长，增强自己为社会作贡献的本领。先贤教导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便包含这层意思。
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是个人发展的起步点。第一步选对了路子，以后就会顺利。笔者曾写过《经历了三个不同政权的军人吴大哥》一文，这位年过八旬的前海军军官不仅精于军事，而且一专多能，还能熟练运用英法日三门语言。他的学习时间有限，其效率之高与他幼年和少年时学习的学科合理配置所导致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他的经历足以反映家庭环境与起步时选对路子的重要性。他1930年代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一个旧式家庭，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就以《说文解字》，《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教育他，使他很早就打下了古汉语基础。在烟台一所天主教会附设的小学他学习了拉丁语。他上初中时日寇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他的古汉语基础大大便利了他的日语学习。借助于拉丁语基础，他在中学业余自学英法语，中学毕业时他的英语和法语程度已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生的水平，因为法语是从俗拉丁语演变而形成的罗曼斯语族之一，而英语中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单词源自拉丁语或从法语借入而间接关联于拉丁语。他掌握了语言工具，就能广泛涉猎各种书刊从中广受启发形成自己的正确判断而不盲从谬论。尽管他先后经历了日伪政权，国民政府，与中共“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军官并非处于最艰难困苦的社会底层，但他却能出于公心地看出这三个政权的优缺点及罪恶而主张民主制度与合乎科学的教学方法。民国时期大学文科曾有拉丁语教学，北京大学甚至开设过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国际辅助语）课程。1950年后，中国大陆只有医学院学生学一点粗浅的拉丁语，文科的拉丁语教学都被废除。本世纪初，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开设拉丁语作为选修课，程度高于医学院的拉丁语教学，堪称一大进步。
当今世界无论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都过分偏重学历，设置了僵化的考试选拔方式，阻碍了人们的发展机会与创造力。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至今余毒未清，亟须彻底革除。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真才实学，选拔人才的方法不论出生门第，尤其是注重儿童家教这一优良传统仍有积极意义，值得继承和发扬。十年前上海几位大学毕业的妇女敢于宣布只要政府在高考选拔上不设政治关卡，她们自行组合设立私塾，让自己的子女就读，她们自己执教，不进国家设立的学校，只要十年一定使学生达到国内大学名校的录取水平。这并非狂妄自大，而是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依据。著名作家鲁迅是在南京路矿学校毕业后从日本仙台医学院中途退学，但却能在蔡元培以革新方式主持北京大学时被聘请为中文系教授，他的中文基础是幼年时在私塾打好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幼年时被校方视为顽劣，其母把他领回家自己给他补习基础课程，终于造就了一位极有创造力的大发明家。这两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也足以佐证合理的教育方法与内容个对于加速学习进程，提高学习效果，与培养创造力的有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