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作曲家，曾为组织创作了几千首用于给洗脑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审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李劫夫在教工人唱歌
《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署名陈益南的文章《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详细的披露了李劫夫倾其一生为共产党服务的创作生涯和最后因为“政治错误”被迫害死的悲惨下场。
据文章报道，共产党员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生中，他一个人就为共产党谱写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旋律和音乐的美感去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文革前，李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他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遇到了周恩来。周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文章披露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辽宁省文化局右派“侯选”的黑名单中。从延安时期开始就目睹过无数运动惨剧的李劫夫，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幸亏省委宣传部长是他在延安时期的老上级，所以最好没有抓他的右派。
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李劫夫，却没能逃脱。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但是只需做检讨，没有正式戴帽子。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李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李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李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之间，来来往往，李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李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李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李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李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接见中，叶群将李劫夫介绍给林彪，为李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李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李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李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李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后来，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却在“学习班”中被掏了出来。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过年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正是在这个时期，她把李劫夫创作《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事情说了出来，成了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文章最后说，李劫夫夫妻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军队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中共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