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彭德怀收到专案组正式传达的中发(1971)57号文件，要求继续批林彪。当晚，彭德怀向看守人员说出了一番在今天听来都石破天惊的言论：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林彪坠机现场(网络图片)
高冷君在《低格周刊》发表文章讲了一件关于“九·一三”事件后发生的事：
“九·一三”事件这个名词，如今年轻人已不甚知晓。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中共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神秘诡谲的一件大事——全国二号人物林彪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大漠。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百姓们震惊不已，高层将帅们却反应各不相同。从他们的或拍手称快、或直言质疑、或老泪纵横中，我们又能看到些什么亮点呢？
欢乐的大多数
和发生在这个国度上的所有大事一样，中央对于“九·一三”事件公布也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据目前可查阅的史料所载，国内最先知道这一事件的高层领导，是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
当中国驻蒙古大使的手抄特急电报送至外交部时，姬鹏飞的反应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惊喜交集。他用异常的语调将电文念成一首短诗，是为“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即通报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周恩来。对于周恩来的反应，各种回忆录中流传着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什么先大喜后大哭，含泪说你不懂云云。但几乎每一个版本中，都记载了总理的第一反应是拍手大笑：
好！好！摔死了，摔死了！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周恩来亲自禀告毛泽东，至于毛的反应本文就不引述了。我们要重点说的是在9月14日上午，被周恩来的一纸急令喊来人民大会堂议事的党政军要员们。这些人的反应就很有趣了。
最普遍的情绪当然是欢庆，其中最开心的群体莫过于林彪曾经的军界同僚们。听说林彪摔死，将军们沉寂了片刻，随后爆发出巨大的欢腾。只见久经考验的“老总”们像庆祝一场胜利似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朱德的大嗓门：
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另一位脾气不小的老总陈毅此时正卧病在三〇一医院，虽然未能在第一时间分享这种快乐，但得知消息后同样欣喜若狂，甚至在病榻上高举茅台酒，欢呼胜利。我们来看看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驻法大使黄镇是如何描述胖帅之喜的：
我永远忘不了老总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
要知道胖帅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四个月后就去见马克思了)，但在不久之后批判林彪的大会上，他硬是带着癌症之身义愤填膺地连续做了几个小时的“揭林报告”，把四五十年前南昌起义时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拎出来鞭了一番尸，足见恨之深责之切。
与胖帅心情相似的还有罗瑞卿。不但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还一口气写了13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这还不够解恨，又在《答友人》诗中极尽怨毒地骂道：
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从将军们的“幸灾乐祸”来看，对林彪简直是诛心之恨。可说起来，这三位和林彪都是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朱陈二位老总从井冈山起就是林的上级，特别是朱老总堪称林的伯乐，而罗瑞卿一直是林最信赖的部下。可惜，半辈子的亲密合作被一场运动催化成不共戴天之仇，彼此恨不得早日下地狱。如今害人精终于身败名裂，受难者们怎能不额手相庆、兴高采烈呢。
不同于将军们的复仇快感，还有一部分朝中大员，虽然没受过林彪集团的直接迫害，也对此拍手称快。譬如前面说过的那位“出口成诗”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其实他手下还有两个同样“才思敏捷”的大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办公厅主任符浩。
这俩的级别低一些，14号晚上才得到消息，当下俱怀逸兴壮思飞，直接在外交部大院里开了一瓶茅台开怀畅饮。喝着喝着，符浩情不自禁地吟出了唐朝诗人卢纶的《出塞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乔冠华听后意上心来，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述旧不如编新，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如何？”于是朗声念道：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这四句诗想来乔老爷自己是很满意的，因为之后此诗不胫而走，疯传京城高干圈。就连郭沫若大才子也对此赞不绝口，还欣然命笔，将这四句诗挥毫写成条幅，馈赠众多好友，逢人就夸乔老爷改得好。由此可见，当时大多数领导名流对于林彪之死的态度，都是幸灾乐祸的。
清醒的少数
所谓“清醒”，其实指的是一部分没有过度欢庆的人。之所以不盲目欢庆，是因为他们从事件里看到了比旁人更多的东西。这里集中说两个知名度最高的人——邓小平和叶剑英。
先说叶剑英。说起来，叶帅是最早得知消息的“老灵通”之一，13日当晚周恩来得到报信后，当即就指定了叶帅作为林彪事件善后和战备事项的负责人。
大家若是对红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叶剑英是党内为数不多的著名“聪明人”，双Q和政治经验完爆其他九大元帅，直追周恩来。叶帅对于林彪事件的反应，集中体现在他在事发后不久写下的《斥林彪》一诗中：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说来叶帅倒底是党内数一数二的诗家，区区二十八个字中，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罪行，跟中央统一口径统一立场；第二，用含蓄的手笔赞扬了毛泽东，同时表明自己的忠心；第三，用李陵降匈奴的典故反衬林彪之贰心，高瞻远瞩又不失旧体诗的古雅凝炼。其作品深度与个人韬略完美匹配，远不是什么“林贼蛇蝎心”之类的大脏话能比的。
然而，这首诗虽然高明，却没有完全反映出叶帅对林彪之死的真实态度。欲知真相如何，请看接下来这段经典对话——
在讨论林彪死讯的政治局会议后，张春桥拿来一瓶茅台与诸人碰杯(本文第三次出现茅台了)，一向锋芒不露的叶帅对此颇为不满，直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姚文元反问：“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提高嗓门回应道：
是好事，也是丑事。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
事实证明，叶帅的焦虑完全有理，林副主席的“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极大冲击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心灵。叶帅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确比同僚更善于观察形势，看得更深更远。
还有一个看得远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算是文革里最倒霉的几个人之一，早早儿就被拉下马踩上一万只脚了。“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江西乡下一个拖拉机厂里劳改。劳改犯的知情权是当然不能跟朝中大员们相提并论了，邓小平得知林彪死讯时已经是两个多月后的事儿。
当时，小平夫妇和全厂80多名工人一起收听中央文件，因为监视人在场，邓小平全程一声没吭。回家之后，夫人特意倒了一小杯酒，邓小平接过酒杯，只说了一句话：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邓小平的感慨虽然惜墨如金，接下来的行动却势如风雷。虽然远在千里之外，邓小平却敏锐地闻到了中南海畔的气候变化，于是他接连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两封长信，大谈到自己对林彪的看法，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央对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一方面揭发批判了林彪过去几十年内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诡计。
这两封信的结果和后来的历史，活在今天的你我都很清楚了。可以说，林彪的死事实上给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转机。而懂得把握机会的小平，在对于林彪的评价上也并非只顾发泄私愤，而是寄托了更长远的政治策略。林彪死后不到一年，邓小平已重拾中央的橄榄枝，在井冈山下乡视察时，他是这么和当地的老红军说的：
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悲伤的异数
在说这个类别之前，先要说林彪的讣告，其实那根本不能叫做讣告，正式名称是《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从这份一锤定音的最高指示，和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批林”运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舆论走向，就是要把对于国家现状的所有愤怒统统撒在死去的林彪身上。一时间，林彪被妖魔化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战争年代的一切功绩亦化为乌有，他的死俨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幸事。不少利益相关者，更是争着抢着在这件“幸事”中添砖加瓦。
但有一个人没有这么做，你们也猜到了，就是彭德怀。彭作为比小平更惨、更倒霉的牛鬼蛇神，直到“批林”运动开始后才得知林彪的死讯，而得知的方式是专案组直接把笔递到他面前，让其揭发交代林彪反党的各种问题。
对此，身在缧绁的彭是这样回应的：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要慢慢地回忆回忆。
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1972.1.8)
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1972.6.9)
其实彭老总的记性好着呢，同样是在狱中，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写了《我的自述》，遍叙数十年间大小人生事。这里之所以“不清楚”，多少是有些物伤其类，所以“思想总感到不痛快”，不愿落井下石。彭老总应该也还惦念着当年庐山上，当自己也被众人落井下石时，反而是林彪为他洗清了一桩几十年的黑锅。
于是彭老总的材料磨磨唧唧写了半年多，直到1972年8月，他再次收到专案组正式传达的中发(1971)57号文件，要求继续批林。当晚，彭老总向看守人员说出了一番在今天听来都石破天惊的言论：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这段话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彭德怀年谱》，其真实性无需置疑。说实话，当时(直到今天)觉得林彪死得不清不楚的都大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