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22)(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作者:铁流 发表:2015-09-22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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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和平的岁月

三、加入“先锋队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参加共产党才能去领导革命。在全区工作走上正规后,机关即开始建党建团,目的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极积份子,吸收到党内团内来,以壮大发展革命有生力量。

在建党前,区政府各科局室没有科长、局长,通称负责人,同志间直呼其名,没有地位与权势之分。建党后一批入了党的同志很快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称呼也就随之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变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告诉人们:“要当官就要入党,不入党就休想当官。“

爱国卫生运动使我一炮走红,派出所张所长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两人住一个寝室,现在就更无话不谈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说:“小黄,我真羡慕领导对你这么相信,有次开会张区委还提到你,要我们学习你雷历风行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工作精神。看样子你的进步会比我快,我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混个营级,你不出三年定是个县团级干部。不过,你要尽快解决入党问题,这次机关建党我第一个推荐你,今后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别忘拉我一把啊!”

我谦虚地笑笑:“张所长,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全是为了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没有他们哪有我今天?”心里却在说,拍马屁是不是早了一点?

“是呀、是呀!我和你一样,都是贫苦人出身,为报恩才来革命。但如果能凭工作能力当上官,又为什么不当哩?”张所长是个直率人,说话做事从不遮遮掩掩。

我笑笑,无言以对。

隔不了几天,区委通知我回机关、组织部长肖柳和我谈话,于是我正式写了入党申请书。接着,潘清雍、袁忠智、王琴玉等十三、四个人都写了。为了审查每个人历史和工作中的表现,机关团支部出面邀请各科室代表人员,对每个申请入党的人进行认真严格的鉴定。办法是先由申请人在会上作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包括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工作表现、优点缺点,以及为什么要入党等。

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王琴玉在介绍中说:她在裕华纱厂当女工时,曾被工头奸污过。我一下木然了,对她有过的美好印象顿时消逝净尽、她在我脑海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我们两人都在会上一致得到通过,但自此再没有以前良好的亲密关系,好像友谊平添了一层隔膜,又像飘起一层薄雾,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别扭。

她多次找我,我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想其它事。其实,这是中国大男人的封建主义思想在作崇,女人的贞节是择偶的一个重要价码,同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入党会上公开自己的隐私,谈这些与入党有什么关系?于人于已又有什么好处?

在我迷惑中,姚红菊向我耳语道:“黄主任,她编的,你怎么相信了?”

我不解问:“她为什么编这些脏事?”

姚红菊神秘兮兮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组织相信。”

我哦了声,再没说什么。人啊,难道为了入党什么廉耻也不要了吗?

全区一共批准了12名党员,都有候补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大约六十年代后才改为预备期)。这批新入党的党员,很快提拨到领导岗位,大则局长,小则科长,不知什么原因我原封不动?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资连升两级,有的换上呢料制服,说话做事都有了架子,显得一副当官的样子。

我思想上有了压力,表现得不自然。李捷区长发现了苗头,对我进行教育说:“黄牛,你还小,目前最需要加强锻炼,再有你文化水平低,怕你占在位子上挑不起,组织上是有考虑的”。

我口上应着,心里却不痛快,认为对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陈智远当上民政科长后(街道办事处归口在民政科),老在我面前指手划脚,惹得我顶他一次:“你别给我摆谱,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

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台,反映给李捷区长,说我不好管。李捷区长为缓和矛盾,又把我调回生产建设科,再次与老熟人潘清雍搭挡。

四、指挥农民种庄稼

成都平原田地多是油沙土,黑黝黝的,用手一捏都会流出油似的。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干旱的西蜀一下成为富庶之乡。宝瓶口的都江堰千秋万世造福子孙,自此沟渠纵横,沃土千里,稻花麦浪,无饥无寒。庄户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上放上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进田畴,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有诗章的美,有管乐的声,故川西平原自古无旱涝之灾,家家户户无断炊之虑。农民世代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勤劳耕种,繁衍生息,谁去管过他们?谁去领导过他们?他们是最务实的人,最讲实事求是的百姓。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改革使千家万户农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此再没有农户雇请长短工,也再没有吃栽秧酒一说。过去栽秧子一天吃五顿(两顿汤元或面食在工间加餐吃,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顿(工间加餐吃面皮或稀饭),打谷子也是吃五顿(工间加餐两顿稀饭与胡豆,晚上有酒有肉)。故农村有句谚语“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谷子是老丈人(即岳父之意)“。现在这一切习俗没有了,各家各户守着自已分到的那几亩田土过日子,但农业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两季的裁秧打谷,抡种抡收上。以前每到这些日子,东山一带(指简阳、资阳、乐至、安岳等县)农民,便成群结队来到成都各乡镇出卖劳动力,站在桥头任雇主择选(俗称桥市砣砣肉)。现在没人来了,农村便出现传统与习惯性的“换工“。可毛泽东和共产党总喜欢管闲事,非要学习老区的办法,倡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非要成立农业互助组。农民不接受,喜欢一家一户的单干,他们说:“什么组织起来?自已娃娃自已抱,自已儿子自已养。”

为了让农民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广计划性的生产和科学种田,区里抽出大批干部奔赴农村,指挥农民干些”脱了裤子打屁“(即完全多此一举之意)的事。我和生产建设科的陈崇阳、徐泽昆扛着行李去到凤凰乡蹲点,抓秋收冬播。区委的老朋友“梦觉”和绰号“干豇豆”的女同志刘家惠等六七个人,合编成一个工作组,因大家都是年轻人,相互了解,没有小心眼,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凤凰乡政府设在凤凰山坡口赖家店街上。这是一条老街,十多家店铺三十多户人家,凤凰山机场距它不足两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过是个黄泥巴土坡坡,无树无林,满是冬水田和埝塘。山是泛红的酸性土质,只适宣种玉米、地瓜,且一下雨泥巴就粘脚,天晴则是坑坑洼洼的硬石头。乡政府有五名脱产干部,乡长、副乡长、民兵队长、民政干事、财粮干事和一名在编的炊事员。工作组加乡干部共十一二人,很是热闹。我是驻乡组长,代表区委、区政府工作,有点近似“钦差大臣”,什么亊都得向我清示汇报。

我不足19岁,是个黄毛未蜕乳臭未干的孩子,管的事却不少,大到全乡播种计划,小到农户向银行贷款都得过问。

工作组每天早晨起床自学,十点吃早饭,十二点后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布置第二天任务。下午四点吃午晚钣(两餐并在一起),饭后戴上草帽,拿上电筒、雨伞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到各自所分管的村子,登门串户或找人开会了解情况,直到下夜两点才回到乡政府。我们这些吃公家饭、拿政府钱,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九点,可农民鸡一叫就得下田干活。我们辛苦,农民比我们更辛苦,为了革命辛苦点又算得什么?所以老百姓当着我们戏言:“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而实际上国民党的税比起我们今天的税,恐怕连“小巫”也不够资格。

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是靠开会。这办法还真灵,无论宣讲政策还是贯彻什么新措施,从上至下都是靠开会解决,这叫“走群众路线”,又叫“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实则是假“多数”之名的一种专政手段,后来的反右、文革均是如此。凡是会上定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反对。其实,会上定什么,全是工作组在作决定。

那时学苏联,苏联是老大哥,一切照搬。国家无论做什么事,都讲计划,不仅工业生产要讲计划,农业生产也要讲计划,到后来生儿育女也要讲计划,不然何叫社会主义?计划来计划去,计划得没点个人空间。中央每年向各省上下达各项生产的任务指标,诸如播种什么庄稼?用什么种籽?施用什么肥料?行距、窝距多少?都有规定。省上又将这些任务指标下达到地市,地市再下达到区县,区县下达到乡和村,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周密详细,无懈可击,甚至镇反运动杀人也有计划指标,杀千分之几,抓右派也有指标百分之几……这就是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的先进经验。。

说实话,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对农民无丝毫帮助,如果说有帮助就是不让他们睡觉。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与土地共生共长,懂得农活的规律和庄稼的变数,用得着去管吗?党和毛主席为什么喜欢管这些不该管的亊呢?派我们这些不懂农业生产的年轻娃娃去领导吃黄牙齿(四川话:年长牙齿都变黄,经验丰富)的农民种庄稼呢?真不可思议!而还美其名曰:献身革命!帮助农民克服“自私、落后、保守的狭隘思想”。农民当然难以接受,我们反而常常骂他们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要把上级所制定的生产计划贯彻下去,虽知道农民厌恶,但也得天天、夜夜召集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总是无休止地开下去。开得农民捶腰杆,打哈欠,闭眼晴,直开到他们同意政府计划为止。这就叫“疲劳轰炸“,你顶得住吗?有次,高风村生产委员陈太山私下向我说:“黄同志,我真不明白,我们世世代代种庄稼,锄把把都磨光了,难道还不知怎样犂地、耙田、下种、施肥么?你们操这些闲心干什么?地里没收成,我们一家大小吃什么?“这话再实在不过了,可我认为他思想保守,没有科学覌点,只相信几千年的老套路,听后耐心地笑着解释道:“我们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还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拿种田来说,你们现在一亩田顶多产八百斤水稻,如果接照我们推广的密植法,亩产可以翻一番。”

他睁着两个饱经风霜的大眼睛,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个密植法?”

我道:“你们一亩田才插五千棵秧,要是插上一万棵秧,产量不就上去了。”

他听后哈哈大笑道:“黄同志呀,发动群众斗地主,你比我内行,插秧打谷、驾牛犂田,我比你就内行。俗话说,稀插秧,穗满浆;密栽秧,一包糠。种庄稼就象女人生娃娃,不要以为干一次就生一个,那样满世界部装不下啊!”

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心里却暗喑骂道:“老保守。”

农民不敢公开抗拒开会,便采取软拖办法。土改时晚钣后一敲钟,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打着火把、灯笼,或披蓑衣戴斗笠,成群结队,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烟工夫,就全集合到指定地点。现在鈡敲烂了也不来,如果来了就打瞌睡。你有什么办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立即改变方式,不再开村民大会,下到组里开会,你总得来。有天晚上,我和陈崇阳去到落凤村十组开会,等了两个多小时人还到不齐,我便去到一家一户叫。叫到一户姓刘的农民家,可叫哑了嗓子也不开门。

在我记忆里这是一家贫农,土改中很积极。一次我去访贫,他又送茶又拧毛巾热情极了,老伴还煮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老不来开会。我来到他家门外篱笆前,见双门紧扣,房里没有灯火,便高声喊:“刘大爸,刘大爸……”

没人应,几条恶狗狺狺扑来,我只好挥着竹棍亮着电筒,左右防范,疲于应付。大约十多分钟后,他才亮着马灯,从篱笆里伸出一张没有表情的脸问:“什么事啊?半夜三更,有公事明天说吧。”

不待我表明意思,他就把篱笆门掩上了,气得我跺脚骂“忘本变质,好了疮疤丢了疼。”

在回归乡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陈谈及此事,他想了半天才说:“他们白天下地,晚上又开会,真够苦的。”

我道:“土改时,几个通宵通宵地开会不苦么?”

老陈的父亲是教书的,他自幼读了不少书,肚里有墨水,听我这么一说,先是笑笑,然后他才揭穿谜底道:“我没有搞过土改,不知道情况,不过土改不停地开会农民可以分到土地,现在不停地开会他们能得到什么?”

我急了说:“科学种田呀!”

他摇摇头说:“我父亲讲,农民比谁都精,也比谁更现实。”

在此天天开会的岁月,我却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获。自当了工作组长后,每周有项雷打不动的任务“向区委。、区政府写工作总结报告”。我文化低,怕提笔,可身为组长不能不写。当时有句流行语“干部怕总结,女人怕坐月”。

为了对党对革命负责,也是为了组长的尊严与面子,我决心学习文化。为了学好文化,起五更睡半夜,无论在办公桌前的油灯下,还是在来去的田间小道上;也无论晨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彻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书写字,不停地抄誊诗词,还给自已定下一个死任务:每天必须认识二十个生字。怎么识?笨人有笨法,我把《新华字典》从第一页依次写在纸片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一路诵。记住的放在一边,记不住的再重复。如此反反复复,坚持不懈,不到半年时间,我竟能认识两千多个生字,终于摘掉文盲帽子,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合格的总结报告,有时还向川西日报投寄稿件,被聘为通讯员。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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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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