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得这个帝国有多强大，只要我们坚持真相，坚持记录罪行”（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09月23日讯】三年前的秋天，绿叶开始发黄，我参加了柏林文学节组织的一场抗议活动。几十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和记者，聚集在叙利亚驻德国大使馆周围，喊着“阿萨德滚蛋”的口号，那时，叙利亚内战开始不久，西方各国都支持反政府武装。
当时大伙儿都挺愤怒，阿萨德不仅独裁，并且杀人如麻。柏林的风已经有点凉了，我们站在街道这边，而那边，叙利亚大使馆墙外，来回游动着警车和警察，他们都在履行职责，一再叫我们不得靠近。文学节主席乌里用电喇叭喊话，而被喊话的使馆区域，有如凸出地面的阴森的棺材。
街头朗读开始，刚刚从战乱中逃生出来的叙利亚作家——两位女性、三位男性——挨次对着电喇叭，朗读他们的文学，不，文学已经没有了，仅仅是真相就足够。透过口译，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在密集的枪声和惨叫中写下的：建筑在燃烧，街上血流成河，全副武装的屠夫们在追击着平民，而他们躲在塌掉一面墙的家中，或者炸断了楼梯的三层，对着计算机，劈哩啪啦打字。他们的脑袋要埋得很低，才不至于被狙击手发现，不过，偶尔，他们也会冒险抬头，瞅一瞅窗外，目击多少人被击毙。一个女作家哭起来，因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而她的两个孩子被流弹打死。她的哭泣传染了大伙儿，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大伙儿邀请我说几句，我就说幸好有你们，留下如此珍贵的记录，我相信这些文字，会在人类历史中长存。我又说中共从建国开始，进行了数不清的大屠杀，比如1950年的土地改革，就枪毙了两百到四百万地主，几乎彻底消灭了中国乡村知识阶层，可没有具体的个人记录留下来。还有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和1966年的文革。你们的文字，令我想起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发生，我也躲在家中写作并朗诵《大屠杀》，街上是巡逻的持枪武警，他们随时有可能上楼一脚踹开房门，将我抓走，让我彻底失踪……
我记不清还讲了什么，总之，我被愤怒所支配。抗议活动结束时，我与叙利亚作家们一块合影，并留下彼此的电话。我不会任何外语，只是用这种方式，给他们些许温暖。时光流逝，阿萨德没有滚蛋，叙利亚内战似乎永无尽头，因为伊斯兰国成立了，比阿萨德更狠更冷血，他们将所谓的“异教徒”成串捆绑起来，命令趴在地上，然后扫射；还把人从高楼顶推下去，活活摔死；他们绑架人质，索要赎金，并在视频里将人质割喉。任何人，只要还是文明世界的一员，都会愤怒，愤怒而徒劳。
难民潮涌过来了，这是无始无终的庞大群体，单从报纸、电视和广播，辨认不出他们中谁是作家，谁是三年前在叙利亚使馆对面朗读过灾难记录的作家——他们消失了，或者混杂在难民潮中，继续进行着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录？我想寻找他们，寻找三年前的悲伤和愤怒，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之后发生的、更剧烈的杀戮和逃难淹没了。
我为此而愤怒，可我的愤怒在一天天减少。
因为眼下的战争难民潮，似乎与我，一个中国的政治难民无关。长期以来，我在缓缓挣脱自己内心的监狱，我写道：“坐牢是一场噩梦。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把它们写出来。这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出狱后的我，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只好设想我的读者都在天上，如帮我藏匿狱中手稿的杨老头、教我吹箫的老和尚、我爸、我姐等等，他们都已作古。人在绝境就只能设想有一群高高在上的无形读者在看你的书。无形当中就获得一种力量，去见证一切过往。虽然写作过程极其痛苦，特别是手稿被没收两次，每一次都沮丧到发狂，但也不得不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记录下来，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被忘却，生命浪费了，苦也白受了，没人会记得你。你就像一条癞皮狗，被暴打然后被抛弃，这种结局更可怕，噩梦会缠绕终生。太多次梦中我又回到监狱，觉得再也出不去了——直到我动笔，慢慢写，慢慢写。如今生活在自由环境，每次噩梦都越来越短，以前都很长，逃跑得筋疲力尽，醒来时小腿抽筋。随着一本接一本书的出版，我接触了那么多西方读者，他们给我写了那么多热情洋溢的信，似乎都在提供驱除噩梦的途径。这样，我不断获得做人的尊严和勇气，这样，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自由、健康、孩子气的见证者。”
2015年9月2日，我在柏林爱乐厅，当着1500名左右的观众，采访被禁出国四年多后首次出国的艺术家艾未未。最后我开了他一个玩笑：
今天你是在和一个中国政治难民对话，难民问题，是目前德国乃至全欧洲，最迫切的问题，你有一天会成为政治难民吗？或者，你很快要回国，万一又几年出不来呢？你的柏林工作室让我替你管理？办成艾未未难民中心？也替德国难民局减轻一点负担，他们的效率很低，你难以想象的低，效率越低问题就越大，所以，你就行行好，做做难民的《童话》吧。
艾未未说他不会成为难民，并且讽刺我不像难民，因为我每年在大名鼎鼎的费舍尔出书，这些书给我带来的收入，足以让我过上比较舒适的专职作家生活。他还说要做难民题材的作品。我心里说，难民此刻不需要艺术，需要的是活着，并安顿下来。
欧洲难民问题让中国问题退居第二或第三。我继续写，不停地写，而我的祖国，不断有朋友在失踪。政府的策略，是放一个艾未未出国，蒙蔽住国际社会的视线，以便抓更多的异议分子。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被软禁四年多后，我又能给她打电话了，我曾为了她给德国总统高克写信。高克回了信，说他在与习近平的见面中，专门提了刘霞的处境——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人权在“沟通中”进步，在乌龟爬行般挪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可与之同时，为“德国之声”工作的、70多岁的女记者高瑜被捕，判刑7年；始终微笑的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宣判时，脚踝还拖着几十斤重的铁镣。我不知在习近平执政时，到底抓了多少“异议分子”，好像没一个西方机构具体统计过，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腾飞却有目共睹。
此刻我对自己感到愤怒，甚至绝望，我不知我的写作，会不会被淹没在未来的中国难民潮中——1949年，中国共产党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华日军消耗了国军数百万主力，而最终战胜国民党，篡夺了政权。于是有200多万内战难民涌进台湾岛，让台湾的600万人口转眼激增到800万。幸好有这么一个名义上归属中国的海岛可退，否则这股难民潮，就会分别涌向周边各国。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逃窜到西方各国的政治难民，据说有十几万。接踵而至的是共产党体制内的贪腐难民，因环境污染而背井离乡的“环境难民”，因各种原因逃离祖国的同胞们，20多年来至少以百万计，并且每年都在递增——我号称“时代录音机”，可我一个人的记录，迟早会如叙利亚作家们拼命留下的记录，被喧嚣的时代本身淹没。
但是，叙利亚作家的声音真的被淹没了？还是，仅仅，是我没听见？还是，仅仅，被疲于奔命的人们忽略掉了？不能想太多，否则，你会对自己的徒劳感到愤怒。艾未未说，专制社会的特点，就是让每个人有一种“无力感”，我在自由的德国，也能感觉到艾未未传染给我的“无力感”。
幸好我还没丧失同情心，幸好我还有比较坚韧的中国传统的支撑，幸好德国人给了机会，让我在圣保罗教堂，发表《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和平奖致辞——分裂的概念可以是联邦制、各省自治，也可以是单独立国，西方不应该仅仅输出资本主义与冷冰冰的市场理念，而应该坚持不懈地向庞大帝国的每个区域，输出被独裁政府不断歪曲的自由、民主、人权，让老百姓也了解，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空气、面包和水，是生而为人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普世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孔孟、老庄，不仅不冲突，完全能融汇贯通，成为中国人的美好未来。
我多次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交谈，西藏的灾难比中国深重，整个国家都在流亡。数年来，为争取信仰自由及达赖喇嘛回归，有一百四十多位藏人自焚。我曾在尊者80寿辰庆贺大会上演唱一个17岁尼姑自焚前写下的《自焚者之歌》，尊者眼眶湿润了，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以长者身份，告诫全体西藏同胞：要不断学习，要努力保守本民族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雪域文明，不仅能增加我们长途跋涉的信心，而且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
我的愤怒在一天天减少，虽然我渺小至极，也远离四川老家，虽然我的文学记录或许被汹涌时代所淹没，但按照老庄思想，每种生物无论贵贱，都在浩淼天道的循环中。于是，我只能，继续写：
“我不觉得这个帝国有多强大，只要我们坚持真相，坚持记录罪行。当年的希特勒、斯大林也很强大，毛泽东更强大，好几亿人都崇拜他。又怎么样呢？在历史长河里，一个罪恶政权看似强大，但打开千年历史一看，他们其实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罪行都被记录下来了。我们在记录时感觉自己很渺小、无助，连愤怒也徒劳，但是我们留下来的见证，从历史长度来看，要比任何一个罪恶政权都历时长久。从这个角度，共产党、阿萨德、伊斯兰国实在不值一提。只有做生意的人才会要讨好这个政权，说中国崛起、强大了，但是这些政权和接近政权的生意人将来都会消失，而人类历史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即便在中国，相关分裂的历史记载也数不胜数。”
2015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