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劳动改造第一课
从昆明同乘一辆敞篷卡车被押来潞江农场的三十多人，分别来自省级农业商业水利电力各部门多个单位，原先互不相识。经过五天长途颠簸，晓行夜宿同行同止，食宿之间彼此接触，气质相近者相互交谈自然热络起来。因此行已非寻常出差，我身边行囊除全部被服书籍之外，还带有一件相伴多年的民族乐器三弦琴。未料在旅途中竟意外巧逢知音。在保山县委招待所住宿的那天晚上，有位文质彬彬的难友向我索琴观赏，转轴调弦之间知他是位高手。听他弹奏了一曲《彩云追月》，真如珠落玉盘，行云流水，悠扬跌宕，激起我苦旅思乡之情，接过琴来我也弹奏了一曲《家乡的月亮》。我二人各有特色的娴熟琴艺引来同行难友们挤在一室共凑热闹。这位知音即是来自省民族贸易公司的金振华，我们之间以琴结缘，从此开始结成了终生不弃的患难深情。
此时省水利局的右派早已分批处理，被分别押往昆明附近的大板桥小哨、安宁光明、弥勒东风等农场监督劳动，到我被处分时这些地方早已被“安满”。所以才千里迢迢发配到潞江来。
1958年3月14日中午，在潞江农场下车时，这里已有保山地区押来的一批“同仁”先到。两支“同污”的队伍再次“合流”，共是七八十人。农场当局混合编组又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去老桥，一部分人分到八队。我被分到八队，在猪厩旁一间堆满甘蔗叶的大草房里安身。有人指挥我们把甘蔗叶摊开在地上铺床，本来用于垫猪厩的备料先给人厩用上了。四十多人每人只能占五十公分床位。另有三个女性还带两个孩子在隔壁半间小屋住下。八队专业养猪，在一个大水塘边上有四十间草房猪厩呈一字形排列。我们这一群人到来，和猪们做了近邻。第二天发给每人一把条锄，现安锄把，全体上猪厩背后的大红山开荒。
这时候，全中国已经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农场场长田德恒到八队来视察训话。这位场长操山西口音，可称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宣传鼓动家。他把我们统称为“监督生产人员”。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因为不听党的话，所以才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要求我们在大跃进中下决心好好劳动，戴罪立功，通过艰苦劳动，彻底改造思想，脱胎换骨，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他向我们宣讲潞江农场的创建历史，讲复员军人和垦荒队的建场功绩，讲潞江坝将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要求我们坚定树立以场为家的思想。他十分肯定地说：“将来农场建设好了，到那时只怕是拿棒棒赶都赶不走你们了。”田场长的一番话，对我确实发生过相当大的震撼。我一直认为自己正是太听党的话才落到今日下场，这一点与他见解不同。至于将来赶走赶不走的话，那是后话了。当时我心里憋足了一股蛮劲儿：为了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贞赤诚，暗自发誓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叫你找不出我身上有半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什么艰苦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
在大红山开荒，每天抡起七斤重的大条锄，埋头奋力挖翻脚下亘古沉睡的土地。眼前只见一块块带草皮的大土垡从锄下翻过身来，全然不顾双手已血泡连血泡，把半截锄头把都染红了。直到手掌心握不了锄把，只能用虎口夹住去挖，这样一来工效自然锐减。有一位姓陈的老兵班长发现我挖地姿势动作异常，老远就骂骂咧咧走来，操一口广西口音骂道：“你这个人，像什么熊样，有你这样的挖法？磨什么洋工……”他来到面前劈手把我的锄头夺去。血染的锄把先吓着了他，再一看我的双手，血肉模糊沾满泥垢，他真的大发雷霆高声骂起来：“他妈的！你不要命啦！还不赶快去医务室……”场部医务室里，一位姓李的安徽籍医生看了我的双手，紧皱眉头摇头叹气直埋怨：“小伙子呃！你怎么搞的？弄成这个样子才来啊……”医生立即动手给我治疗，用消毒药液洗净我双手的血污泥垢。他斟酌半晌决定开刀，从小指根向腕部一侧切开一条口子，掀起掌心皮肉排除浓液，塞入甘油纱布引流，五个手指头逐一上药包扎。我胸前吊着缠满绷带的伤手回到八队，什么也干不成了。经过连续几天打针吃药，换药包扎，逐步好转。队长叫我去猪厩帮饲养员烧火煮饲料。
就在这几天，又来了一批“监督生产人员”。其中有个年逾花甲的老者，八队领导看他年迈体弱不能上山开荒，现想出一个差使安排他去放猪。那些猪本是圈起养惯了的，一旦放出去，岂有不遍山乱跑之理，才放了一天猪，这位老者就累垮躺倒了。我只听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艰难地喘着哼着：“哎哟！我的妈呀！”后来用马车把他送去场部医务室，不几天就死去了！这位老者是保山送来的，名叫施政亚，东北籍人。据说此人通晓俄语，伪满时期当过坐绿呢大桥的邮政督察官，1949年后在保山邮电局工作，任保一中的俄语教师。这是我在潞江第一次见到死人。也是平生第一次知道：上了年岁的人一旦身处逆境，其生命力竟如此之脆弱。将之比作“风前烛、瓦上霜”，一点也不为过。
二、昼夜苦战熬瞌睡
我手上伤痊愈后仍旧上山开荒，天长日久，手上长起了一层又硬又厚的老茧，十个手指变成了有方有楞的萝卜条，再也不会磨起血泡。这可算是劳动改造的一项重要收获，右手掌上的这条刀疤，则是我此段经历的永远纪念。
每日天刚破晓，哨声一响就起床上山开荒，天黑才回猪厩。一日三餐极为简单。那时候吃饭还不是什么问题，大跃进就宣传吃饭不要钱，叫做放开肚皮吃饱饭。八队食堂大行军锅焖的大米饭摆出来可以各取所需，只是菜肴就差欠了，每顿清水煮干萝卜片不见油花。体力消耗大，饭量就大增，胃里负担过重，已阵阵往上反酸倒辣地疼。这都还可以忍受，最难熬的是不得睡觉。每日天黑收工，狼吞虎咽吃下晚饭，不是开大会就是加夜班，一直要折腾到下半夜才得睡下。只觉得头刚落枕，耳边就响起尖厉的起床哨声。于是又重复着起床上山、白天开荒、夜晚加班的固定程序。加班干什么事是另一回事，清扫猪厩算积肥，到公路边铲草皮算积肥。反正得找事来干，这样才叫大跃进嘛！到了大战红五月之后，动不动就是苦战五昼夜，苦战十昼夜，根本就甭想睡什么觉了。夜晚燃起篝火挖马车路，连续一二十夜通宵苦战。半夜时分还供一餐饭，直接送到工地。此时只有睡觉才是疲惫已久的人唯一的生理需要。得吃不如得睡，赶紧见缝插针找个隐秘处倒头睡下。只觉得刚合上眼，尖厉的出工哨又响起来了。心里只怨那些吃饭的怎么这样快！这种昼夜苦战，除了给大跃进制造声势，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苦战二十多夜挖出的一条马车路，雨季一来就坍毁了；公路边铲草积肥等于帮养路段做义务工，堆积的草皮无非一堆废土。
苦战通宵疲惫不堪的是我们和广大工人，干部们却精神特足，到处吆喝，督促人们加油快干。人皆血肉之躯，巨大的反差，使人不难看出他们是借各处巡视之机，早已睡够养足精神，才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领导干部白天在室内休闲办公，夜晚开会可以精神百倍滔滔不绝一讲数小时。工人和我们整天高强度劳动，夜里还得席地而坐接受教育，难免不时发出鼾声，打鼾者立即受到呵叱被罚立正站起。有几个老兵班长自动专司纠察之职。打鼾最起劲的是李步青，人都叫他理不清。当他鼾声大作被旁边人推醒过来时，他却揉着眼睛咋呼起来“不准打瞌睡呵！”会场上引发一阵哄笑，倒也给人驱几分睡意。
大战红五月时，连看电影都搞大跃进。一晚上连放五六部，直到天亮才停机，带个簔衣铺在地上，趁机补点瞌睡。但也不敢大意，鼾声过大会遭到惩罚。
脱胎换骨长路漫漫关山重重，往后还有多少难关谁也无法预见。刚受过皮肉磨损之苦，又面临瞌睡煎熬之难。古训有云，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我们来说，决非妄想天将降予大任，而是只盼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就这么一点愿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三、大放“卫星”瞎折腾
大跃进高潮跌宕，全中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潞江农场没有钢铁可以大炼，就在甘蔗、棉花、咖啡、橡胶和粮食等各种农作物的高产“卫星”上大做文章，动不动就召开全场誓师大会，上千名农场工人从怒江西岸高黎贡山到场部来开大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歌声嘹亮，一派热火朝天景象煞是壮观。大会上摆开擂台挑战应战竞赛。各作业区生产队的代表人物纷纷上台竞报产量，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长在地里的庄稼一切生态依旧，产量却随着人的主观意愿节节飙升，达到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甲队敢报甘蔗亩产一万斤，乙队就敢报出三万斤，丙队更敢报到五万斤。甲队回头再报六万，另一轮就八万十万二十万一路往上翻。老桥队报150万斤，谁报的产量最高谁就夺旗，敲锣打鼓戴上大红花。各种作物都得经过这样一番竞赛。于是掌声雷动、口号震天，似乎已经看到木柱那样粗的甘蔗，面盆那样大的棉花，鸡蛋那样大的咖啡果，花生那样大的稻粒摆在面前了，这就是大放“卫星”制造出来梦呓般的神话奇迹。
《人民日报》每天以套红大字标题报导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粮食丰收放出的高产“卫星”，刊登毛主席亲临视察的大幅照片。中国科学院院长、诗人郭沫若赋诗作词，为湖北麻城和安徽繁昌的粮食高产“卫星”祝贺。云南省一个小小的金平县也放出了稻谷亩产七万斤的大“卫星”。报纸上捎来的新鲜事物不许怀疑，蒙自县一个县委书记毛光书就是因怀疑亩产红薯十万斤而被补划为右派；潞江农场就有一名下放干部张云波，因为对大跃进“吹冷风”而被补划入右派行列，右派队伍还在继续扩大。
四、人民公社野战营
1958年中央提出的总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合起来叫做“三面红旗”。这是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专有名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一个政治考试的必考题。全国各地交通沿线的高山坡上，必有镶嵌制成的巨幅标语装点江山。
人民公社如狂飙席卷全国。潞江人民公社宣布成立之日，农场工人和坝弯区农民上万人在一起开了庆祝大会，更是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高唱《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要超过英国老王牌》等豪情万丈的歌曲。振臂高呼超英赶美口号。对于美英两国到底什么样，老百姓知道的只是抗美援朝我们打了胜仗，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赶超这样的对手，有何难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场场长田德恒兼任了潞江人民公社主任，把工人与当地农民合并成了一家人。公社调集精壮劳力组成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叫做野战营，在全公社范围内“南征北战”。我们这批年轻单身汉成了野战营的主力。背上背包扛上锄头镰刀，风风火火到处流动作战。每到一个生产队，碰到干啥就干啥，干完一队又去另一队。中耕除草、挖坑打塘、深翻土地、抢收积肥、抢收粮食，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我永远记得在一个傣族生产队收稻谷的那一次，偏要通宵夜战，一百多人黑灯瞎火乱打了一夜。辛苦耕耘一年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不知被我们给打飞了多少！后来长期饿肚子，每想起此事，心里就泛起一股沉重的负罪感。
野战营居无定所，有时不得不露天宿营。在老桥队露宿那天，半夜突然下起瓢泼大雨，上面劈头盖脸浇下，身下浊流滚滚冲来。那种情景简直无法形容，落汤鸡、拖泥带水、狼狈不堪——都不如“终生难忘”这四字更为贴切！大跃进造下的罪孽，很快就遭到了报应，全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长期饥饿之中。饿死人口数以千万计，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亲身经历应是“人祸为主”，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五、困饥馑亲情铭肺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满目金黄，历来就有金秋之美称。但对于1958年的秋天，我认为改称“火”才更贴切。论五行火能克金且金熔于火。大跃进烧起的一场熊熊烈火，不知烧昏了多少人的头脑。报纸上曾一度提出以“粮食多了怎么办？”作为命题开展全民大讨论。潞江农场则宣称要“偷偷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了。
1958年各行各业放出的各种“卫星”，并非能环绕地球运行的任何金属制品。当年滥用这个名词，对新兴的航天科技事业是极大的扭曲和亵渎，它很快就被这场熊熊之火给熔尽了！比如大炼钢铁，到处砍伐天然林木做薪炭，搜尽民间铁器做原料。但出来的“卫星”是一堆堆废渣，老百姓叫它铁屎。说到底纯粹就是暴殄天物、变宝为废！再比如亩产稻谷七万斤的金平县，不惜兴师动众把别处半成熟的稻株连根带泥抜起来，小心翼翼地平放在用竹扎成的临时担架上，从四面八方抬来，并在一丘田里，赶制出草绳围揽稻株腰部。然后恭请上级首长亲临验收，现场演示扔上手电筒不会落，扔上鸡蛋不会滚。随行记者抢拍镜头充分报导，最后打下来的全是秕谷。就是这些秕谷装袋过磅时，一溜摆了几台磅秤，一袋秕谷重复几次过磅，数字累加，亩产量就这样由五万斤、六万斤最后变成了上报时的七万斤。这就是金平县放“卫星”的真实情况。老百姓眼睁睁看着将要到口的粮食，被这样无情的糟蹋，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各级干部何尝不知这是自欺欺人，但由于当时压力所迫，谁也不敢吭声。这颗“卫星”直接使上百亩良田颗粒无收。更可怕的是从此之后官场上公开兴起了当众作假、虚报浮夸歪风。一百年前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里，还有个不懂世故的孩子说句真话；1958年的中国，若有谁家孩子当众说出一句真话，那是连他的父母也要被追查而遭祸殃的。
自古秋收大忙五谷登场，应是百姓鼓腹而歌之际。而我们却从那时开始逐渐感受到饥饿的威胁。大米饭不再是摆出来各取所需，而是论斤两分配了。到1959年夏天，过秤分饭的斤两一再递减，人们整日只觉肚里空虚，刚吃过早饭就盼等午饭。没有干活的心思，也拿不出干活的力气来了。
八队猪厩里储有部分作饲料的三叶豆，老支书唐来富擅自做主，叫炊事员把三叶豆煮在饭里增加点分量。这一招很奏效，大家吃了都说好！消息迅速传开，其它队的工人借故毗邻干活，纷纷来八队买饭票搭伙就餐。可惜好景不长，三叶豆吃完了，每餐过秤分得那碗饭越来越少，晚餐改为稀饭，一人一大瓢不必过秤，喝时胀满肚皮，睡醒来撒泡尿后越发饿得心慌。
此后从不再提昼夜苦战，夜晚开会也不多了。每逢开会就听干部们讲现在粮食不过关，要等粮食过关就好了。但谁也不知这粮食关在哪里，怎么个过法。熬着漫长的夏季，眼巴巴盼等又一度秋收。盼到黄谷登场入仓，口粮供应全无半点松动的迹象。粮食过关遥遥无期，想吃一餐饱饭也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整个潞江农场陷入了半饥不饱状态，各队相继发生水肿病例，不断传来人吃了人的消息。其中就有开荒时在八队劳动过的龚琰和杨自立。死神的阴影向长期饥饿的人群步步逼近！终于有一天，我走在收工回队的路上，只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拖着沉重的双腿就是迈不开脚步，晚上还要开大会。新接任不久的队长袁喜才在会上讲了生产任务之后，当众点名把我臭骂一通：什么劳动态度极不端正，什么拖拖沓沓越来越不象话等等。我自到潞江农场就一直在八队劳动，换过几茬队长支书没有谁是这种态度。野战营结束后八队的劳力四处分流，原队长熊明指名把我要回八队兼任班组统计工作，我一切尽力而为，周围工人群众均不把我视为异类对待。这位新来的队长为何如此的怪作？一通臭骂后。袁队长给我下达命令：“明天，你打上背包，去疗养队报到！”疗养队设在二号工地，有专设的医务室和病号食堂，接受全场的水肿病人分期分批在此疗养，享受特别供应的粮油糖等数量有限的部分食品，半天劳动也只做点摘棉花之类轻活。我在疗养队住了半个多月体质得以基本恢复。这位袁队长做了好事却先做恶人，叫我永远感念不已。可惜我重返潞江时他已作古，不能当面致谢，是我一大遗憾。我从疗养队回来，受到家姐寄来的一封长信。这封信寄到八队已经多日。是袁队长收留拿给我的。封口处疙疙瘩瘩似乎重新粘过。展信读毕，我难禁泪流满面。家姐信中所言，足令铁石心肠之人读了亦必伤情：
“我们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瞒着母亲，对她老人家说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个月到一定时候我满眼含泪模仿你的语气写出一封你的来信，念给她老人家听，拿二十块钱给她说是你汇来的。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得出你写的薛字末笔拉得很长。所以我每次写假信都用你写来的旧信封装上拿给她看。瞒哄老人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提及哥哥的话，她们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说漏了嘴泄露真情。我们谈论你的事情都要设法避开母亲。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听去一言半语，老人立即大惊失色，以为是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我们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释劝慰，但假话终归编不圆范，老人的质疑越来越深了。昨天，母亲又念叨起你没良心，她老人家骂了你啦！她说别人家儿子都能回家探亲，就你狠心丢开这么多年不来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强忍不住了，我心如刀割失声痛哭起来。我泣不成声说：妈呀！你别骂啦，你儿子在受苦呐！这一下才真的是吓坏了母亲，她连声追问是咋个啦？我这个儿子不在人世了吗？突然之间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该记得母亲有个老病根，她心里一着急，肚子就剧烈疼痛，上厕所又拉不出，倒在床上只会不住的哼哎哟哎哟……起不来啦。母亲认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抢地责怪我们不该这样瞒哄她……弟弟呀！现在是纸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了妈，再三劝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们说的话，哭哑了嗓子，两天一夜水米不沾牙了！……怎么办呢？当然最好是你马上能回来一下，但我知道这不现实，不可强求。我们需要的是你抓紧好好劳动和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亲面前。即使你不能再为国尽忠，也应该回家尽孝。
姐兆芬1960年8月8日”
我读到此信已时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现状如何。我心中万分焦急，立即动笔写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别具特征的几张旧照片，一并寄回让母亲确信她的儿子活在世上。信中我也大略讲了现时的饥饿处境，望家里设法寄点粮票，也为了使老母对我的存在确信无疑。此前虽长期饥饿我不愿让亲人远虑，多次写信都不曾说过这方面的情形。
家里很快就给我寄来包裹，内有沙糕、粮票、鱼肝油等极其珍贵的物品，此后接连收到多次邮寄来的食品、药品和衣物，邮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资包含着天高地厚的骨肉亲情，直叫我感铭肺腑，坚定了奔家团聚的决心。
我姐是地下边纵时期入党的干部，1958年因我被错划右派受到株连，从金平县财委秘书任上被下放到基层厂矿工作。二妹是小学教师，被下放到河口农场当工人。三妹正在昆明上大学，小弟是个旧二中的高材生，也因此被取消升学资格，到金平县铁工厂当了一名工人。我们一家姐妹兄弟五人幼年丧父，全靠大姐帮扶母亲艰难度日拉扯长大，大姐对弟妹的关爱无微不至，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二个母亲。
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家对被划右派的亲人也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已婚并有了子女的纷纷离婚，我们一家宁受株连也割不断紧密相连的血肉亲情。我姐从小就充分了解我的为人秉性，他坚信我是个正直坦诚的优秀青年，目前虽然身处逆境，必能坚强不屈经得起任何考验。
真挚无私的感情无比崇高，崇高的真情愈显伟大；感铭肺腑的亲情激励着、鞭策着我一步步越出逆境，奔向光明的前程。六、渡难关逆境
1959-1961年，加载史册的三年困难时期，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想象那时我们经历的苦难、折磨和人生百味。
自古有言曰“饥不择食”。那时候无论什么生果野菜凡能充饥之物，都成了极其宝贵的美食。集市贸易已完全取缔，国营商店里惟一可吃的只有盐巴。人们肚里空空，全部思维功能只集中于一个字——“吃”！就像世间除此再也别无其它。睡梦中常常见到满街鲜美绝伦的食品，或堆成山丘的大米饭，每当“喜从天降”正欲饱餐一顿之时，梦就断了！醒来辗转难眠，深为食不到口而万分遗憾，更痛悔从前不懂得食之可贵，幻想着有朝一日若能尽情饱餐，则平生愿足矣，别无他求！对“民以食为天”这句千古名言，从此有了刻骨铭心的深刻理解。
“死里求生”是人类生存的天然本能，但在灾难面前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极端自私，背开同类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者大有人在。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故事，我不愿浪费笔墨，只想用四个字概而括之：“禽兽不如”！我所要记述的是另一种同舟共济、相互帮扶渡过难关的感人事例。
八队猪厩里有两位专职打猪草的难友吴作明和王正太，他们每天挑着大箩筐满潞江坝到处寻觅可供猪食的青饲料。有时箩筐底上破衣遮掩带回一点生芭蕉、麻菖蒲之类的野果，同室几位难友得以共同分享。他二人在野外辛苦劳作，若无瓜果充饥是绝对挑不回来一二百斤的重担的，这要算是一项美差。可贵的是他们并未独享美食。
农场各队轮流放水浇地灌田，轮到放水时必须昼夜巡渠堵口以防跑漏。夜间巡渠饥寒交加，副队长张东命我和段应焕二人到附近地里摸来些南瓜芋头，在沟边架起火用个洗脸盆煮做一锅，得以充饥御寒。
难友段应焕是个农村里长大的机灵大个子，犁田耙地是把好手。他趁工间放牛之机，仔细观察到有一片地里的苞谷缨子已经萎谢，捡好了一堆干柴放在一条隐蔽的深沟里。睡到半夜时分，他把我从被窝里悄悄拉醒，两人来到那片地里，摸黑掰下一二十个青苞谷，在沟里架起火来烧了，狠吃一顿。吃不完的带回去塞在牛厩的谷草堆里暂时存储，次日将之送给卧病在床的难友蒋全璧。
蒋全璧原是省公安厅“一○一信箱”的管理干部，比我年长八岁。自潞江患难相识，是我倾心敬重的兄长和良师益友。他学识深厚正直善良且多才多艺。在苦难折磨中，他对我不断从哲理观念上给予指拨开导，从精神思想上给予鼓励支持。我们之间不是亲人已胜亲人。他在各种劳动技能上都是能工巧匠，农场因此派他上高黎贡山采伐建设用材。他每次都带回来核桃、板栗、松籽、蜂蜜等珍贵食物给难友们分享。有一次是国庆节吧，他在食堂杀猪帮厨，夜里用围腰布包了几块油渣悄悄塞给了我。那真是久违了多年，天上人间绝无仅有的绝妙美食了。口角余香至今犹存。
他身患哮喘痼疾，几次久病发作，我陪他上坝湾医院看病打针，给他端水送药。我每次收到家里邮来的包裹都先与他共享，然后再分赠同室难友，我们就是这样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着步步渡过难关。
那年入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八队种了二百多亩红薯作猪饲料，收获下来堆满了这个场院，但没有上级命令是不能随便就吃的。这时上至支书队长下至每户工人和我们几个单身汉，晚上关起门来以盆做锅，三块土坯作灶，架起火来大煮红薯。相互之间有事商量都只在门外交谈，从来互不进门，大家心照不宣。
我转职赶牛车把红薯从地里运回来。有一天在公路边装车，路上走来两个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十分眼馋地驻足看了半天。我赶车起步，他们一直跟车走着，悄悄问我能否卖给几个。我四顾无人，告诉他们我无权出售产品，叫他们撑开挂包，拣好的塞满两袋给他们背走。两人一再表示十分感谢而去。
到了1962年，保山地委统战部派人到潞江农场来举办“右派集训队”。分散在全场各队的难友集中到了八一新村往下来，每天早晚开会学习，下午半天劳动。到这时，全部监督生产人员中才分清了哪些人是右派。不属右派的打起背包仍回原队。我被指派担任一名小组长，各小组人数的综合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百零八人，其中有十名女性，此前已死亡和离场的不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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