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按：李文书，1936年生，四川邻水人。1957年在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响应号召参加“鸣放”，画了四幅漫画讽刺剧院个别领导干部作风腐败，被打成“右派”。被遣送乡间劳动改造后，他在第一个休息日即向所有朋友发出信件，要求断绝与他的联系。不料，“绝交信”发出后，他竟收到一封公开向他表白爱情的信……
我和老伴王铮铮，都是邻水人，家住北街十段，她也爱唱爱跳，一九五〇年欢庆“新社会”到来，我们都是十段的腰鼓队秧歌队成员。一九五一年，我上了邻水中学初中部，一九五三年，她也进入邻中读初中，我和她，一个喜欢美术，一个喜欢音乐，都成了学校冯宗祥老师特别偏爱的学生。自然我们也成了好同学。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我考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开学之前，我拿着录取通知回邻水去办户口转移，第二天冯老师请我上他家里吃中饭，还请了好同学王铮铮作陪，表示庆贺。他还鼓励铮铮同学向我学习，冲出邻水，一定要考入音乐学院。这或许是冯老师本人要走出邻水的愿望没能实现就寄托在学生身上吧？
一九五六年春季，王铮铮初中毕业了，要等到秋季才报考川音附中。冯宗祥老师有远见，要她提前到重庆准备。铮铮住在已在重庆工作的同学家。这时我已从演训班结业分配到了话剧团。我请剧院歌剧团的声乐老师为她辅导——当时的老师不收课时费，不像现在动辄几百上千。临到考试，选定两首曲目，由我为她手风琴伴奏。很巧，川音考场就设在我们剧院歌剧团的合唱室。由于近半年来铮铮经常出入剧院上课，与我往来较多，又都是邻水人，小姑娘又长得乖巧，声音又好听，同事们都认为我们是一对小恋人儿。其实都是冯老师最关爱的学生，自然是好同学，仅此而已。但同事们总是半信半疑。
八月下旬，我们话剧团正在成都演出，铮铮跑来告诉我，她已考上川音附中，到学校报到了。我很高兴，就带她去武侯祠逛公园，上馆子，吃了中饭又回头逛春熙路直到送她回川音。那时川音很小，几乎都是木瓦房四合院，同美院一样学生很少，花园瓦房显得很安静。铮铮领我进了她们的宿舍，女生宿舍来了一位小伙儿，当然是七嘴八舌笑语声声，说什么的都有却又听不清她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又是学音乐的，叽叽喳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林中歌唱。从此我在她们同学中留下了很深印象，尤其后来我成了五七小右，校领导、老师、同学凡是知道王铮铮的就知道她有个同乡同学是小右派。
一九五八年春节刚过，重庆保安路散了架的四川人艺，敲锣打鼓欢送下放干部去农村，又欢送话剧团被排除的异己调去南川文工团。过后就是剧院办公室姓伍的主任召集右派宣布处理。话剧团“反党小集团”的赵大（赵锭环）送峨边劳教，范大（范国瑞）、谢大（谢明德）、王恒和我，歌剧团的张廷钧、郑波文、赖飞、龚巴村，美工崔京生，一共九名右派分子送南桐矿区建设乡农村，同之前送去的下放干部一块劳动改造。
在建设乡劳动改造，规定十天休息一天，自由活动，右派与下放干部同享。第一个休息天，我们右派结伴步行十公里来到万盛，当年的万盛是刚刚划为重庆市的煤矿生产基地，称南桐矿区。区政府以及一切区级政府部门都在万盛，当然万象更新。我们九个右派齐刷刷进了一家冷清的茶馆，各占一张小方桌，静静地写家书。我除了家书，还给每月必通一封信的二十来位同学朋友写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信。告诉他们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成了人民的敌人，现在农村劳动改造，我们的同学朋友关系从此一刀两断，不再通信。
绝交信发出后我的心也定了，总算对朋友有个交待。之后的两个多月确实没有收到一封朋友的来信，直到第三个月，繁忙的春耕春种季节已过，我们几个男右派被集中起来专搞积肥，就是每天到桃子凼的公共厕所、采石场粪坑去掏人粪，担回各自所在的生产队倒进积肥的粪坑。
在掏粪积肥过程中，有一天我收到铮铮同学从成都四川音乐学院寄来的信。这是自我给二十多位好同学好朋友寄出那封绝交信近三个月后收到的唯一回信。一看寄信地址当然知道是谁，但令我不解的是信封里还装着两小块同样大小的硬东西。我没有立即拆开，因为在担粪，手脏，就装衣兜里。
当我担到二郎峡上游口，放下粪桶担子，下到小溪把手洗净，回到口子上的黄葛树下阴凉处坐下，小心翼翼将信拆开，因为不知里面装的两个小东西是什么，不敢大意。拆开一看，是两颗同样花色的奶油太妃糖！这是当时最好的高级糖。我不解，有点诧异。当我把长长几页信慢慢读完后，才理解了这两颗奶油太妃糖的真正含意——她爱我，而且把几年前就萌动的对我的爱恋之情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
我被感动了，流泪了。当人们不知真相（就连我自己都不知的真相），把右派视为敌人，纷纷离右而去之时，这么一位小同学、小姑娘，居然向我表白爱情！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
想了两天，决定找救星共产党。一来有思想问题必须向领队汇报，这是改造纪律；二来两个领队人只有董秘书信得过，他最了解我，我最信服他。第三天晚饭后，我就去把信交给他。董秘书办事确实认真细致，那么长的信他硬是看完了才满脸笑容，显出山东人的干脆痛快，操着山东口音大叫着说：“好哇！爱情就是力量，她能鼓励你努力改造，行！行！”
我急忙掏出那两颗糖说这是铮铮装在信封里寄来的，您吃一颗我吃一颗就算喜糖吧。董秘书把糖放进嘴里更高兴地说：“是个搞艺术的好苗子，想得很有寓意，很浪漫的。”
就这样，我的初恋在逆境中开始了。然而，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是我当时想不到的，根本没去想，我们双方就那么天真那么单纯地开始了书信往来的恋情。而且双方都是初恋。
一九五九年，春种春播农忙一过，我们这支杂牌军又被调往两河乡政府背靠的大山腰上一处名叫田湾坪的地方修堰塘。在这期间，我接到铮铮来信，说她以优异成绩附中毕业了，保送升本科，专修声乐。一切升学手续办好了就回邻水看望家人，打算路过重庆专程到南桐两河乡来看我。我当时还是在劳改中的戴帽右派怎敢接待？所以就叫她不要来，待摘帽后再说，我只能在信中祝贺她的升学，为她高兴。一九六〇年六月底，铮铮来信说她已回邻水过暑假，希望我能回去见上一面。这个见面我们早有计划，我已经把每月两天的休假日集存了十天，又是农闲时节，我请了探亲假，十分愉快地上路了。
回到邻水，得知两件大事之后，使我失去了初恋的兴奋和冲动，久久不能从伤痛中走出来。一件是我的大哥下肢瘫痪不能站立走动了；一件是铮铮父亲也被打成右派，而且不到一年就在劳改中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大哥同我一九五八年在二郎峡写大标语一样，在邻水县城大街小巷、城墙崖壁书写宣传三面红旗的大幅标语口号，在酷暑烈日下还没干到一礼拜就倒下了，高烧不止。邻水医院把他当感冒医治，退烧药用尽仍然高烧不止，这才往重庆送。先在临江门川东医院（现在的重医附二院）住院就治，什么病仍无定论，两天后转高滩岩西南医院才得出结论是脊髓炎，但为时已晚，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一小段中枢神经高热坏死造成双下肢永久瘫痪。就其病因，医院的结论就是长时间在酷暑烈日下劳作所致。我的天呀！当年大哥才二十多岁，就这么废了，还有两子一女，大嫂又无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铮铮的父亲是邻水县邮局的局长，抗战时期由湖北逃难至重庆就搞邮政，抗战胜利后拖家带仔来到邻水仍搞邮政，“解放”后就任局长。时至今日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被打成右派的。本来就是长期的肺结核，哪经得起上山劳改的折腾。不到半年病情严重，放回家来就一命呜呼。留下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一堆未成年子女，三男三女。老大铮铮靠助学金和远方亲戚资助才读完了音乐学院，未成年的弟妹为了生存各奔东西。母亲靠捡煤炭花度日养活自己和年幼的么女。右派局长死后没有葬身之地，当年邻水没有火化场，就软埋在南门外山梁上一处“棺山”。所谓“棺山”，就是穷人死了无土地埋，便由政府划出一块山地来共用。这个“棺山”解放前就有了，又名“乌龟背”，就是在一座很大的卧态乌龟石刻背上竖起一块大碑，上面刻有为孤坟野鬼安魂的碑文，也是国民政府或者还早一点的满清政府立下的，因碑文和日期早已风化。我和铮铮专程去了乌龟背寻找她父亲的尸骨，根据她母亲提供的线索，我们找遍了乌龟背也不见踪影。最后我掀起一块石板，有点像她母亲所说的模样儿，发现石缝中有一根人的小腿骨，还能看见被野狗啃过的牙齿印，这是右派局长的吗？不能十分肯定。但我们还是拿着这骨头祈祷默哀，祝愿父亲在地下比在地上过得好。
为了不影响我的“改造”，这两个悲剧发生时他们都没告诉我。大哥非常理智，他说当时告诉了也白搭，难道会允许一个正在劳改中的右派分子回家探望病人？那是痴心妄想。我很遗憾，感到非常对不住两家亲人。在这种心情中，初恋的初次相聚自然是黯然失色，加上当时是饥饿年代不能久留，我们就提前返回。
在告别的前一夜，我已工作的妹妹专门把她的单身宿舍让给我们好好叙叙，过一个激情燃烧的初恋之夜。这是一个难忘之夜，不眠之夜，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永不满足的相亲相拥，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瞬间就天亮了，我们该走了。
汽车下午发车，深夜才到达重庆，我们就近住进了团市委招待所。因为一个多月前我在大田湾体育场搞展览就住在这里，同管理人员交上了朋友，深夜敲门他们一点不见外，安排好住宿还送来两个冷馒头。之后的两天，我们就在重庆逛山城，游朝天门、大礼堂、解放碑等等知名胜地，进出“心心”、“冠生园”吃点高价好吃的，小什字的“九园”大包子就是我们的早饭，一人一个，不敢多吃，太昂贵：一块钱一个，当时的一块钱比如今的一百元还值钱。把我身上带的钱全花完，为的就是初恋的痛快。
第三天晚上，这对初恋情人在菜园坝火车站相拥告别，互祝美好的明天，然而这个明天却长达一十六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为了对大庆有所表示，就来了个战犯大赦，末代皇帝就是那次出狱的。还有就是摘掉部分右派的帽子，这是第一批。九月我们全体人员下到田湾搞秋收时宣布的，我在其中。也是同戴帽儿一样，召集全体人员开大会，由负责人拿着写好的名单，口头念一下就完事儿，还是没有任何书面文书签字盖章划押按手印。好像小事儿一桩。可我们右派女士先生们却自作多情，认为这是了不得的非常大事。有的流眼泪写家书，有的握住颤抖的手哆嗦今后要如何如何更上一层楼，我还想得更美妙，明年四月刚满二十四岁争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又是一次毛泽东愚弄百姓、欺骗无辜，玩弄的把戏。
摘了帽的右派好像还是有所不同，宣布后没几天我就得到一件最大的“礼物”，躲过了最初几天的饥饿灾难。十一大庆即将到来，公社食堂就没饭吃了，为了吊命，就把谷子不去壳用石磨磨成粉掺合在切碎的白萝卜叶子中做成粑粑来吃。第一天吃了拉不出屎，第二天吃了第三天拉屎就要用手指抠，不要说有痣疮的人，就是没痣疮的也是抠得鲜血直流。就在这时画画又救了我，叫我去万盛南桐矿区文化馆画宣传画，为了庆祝十月一日，为了鼓吹人民公社大跃进，从国庆十周年大庆到六〇年元旦、再到春节，要掀起一个更比一个高的庆祝高潮，宣传画成了高潮的主要活动，我们从九月中画到来年一月底，一画就是三个多月。不仅躲过了吃了拉血的糠馍馍，而且还吃得好，吃得很好，好像又回到了剧院那种好日子。由于是大跃进，我们也没日没夜地画，而且是大画，立在大街上几米高、十多米长的巨大宣传画。大跃进的气氛处处都不能离开一个大字，为了这个大字就得没日没夜地干，大干快上我们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公社干活吃的没保障，这里干活吃得蛮好。且不说每日三餐在区委干部食堂鸡鸭鱼肉样样有，就是晚上加班也是糖果糕点堆如山。寒冬腊月还烧起大炉子取暖，熬上一壶咖啡，泡上一杯香茶，神仙过的日子！
我画的三幅巨型招贴画也不赖，第一幅临摹的北京农展馆前农民击鼓秧歌群塑，第二幅画的毛泽东领导各族人民大步向前的群像，第三幅拼凑的工农兵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头像，以及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多装快跑快跑多装烘托的热闹场面，就凭这三幅画，文化馆的同仁没把我当右派，就是区府的官员审查后也为我鼓掌。拿到大街上去挂起，不仅招来了赞美的眼光，还为万盛的十年大庆高潮增色添彩。我第一次感到作个小小御用吹鼓手的骄傲。
这时我才想到应该去照相馆照张相来留作纪念，摘帽右派第一春嘛！我就有意穿上肩头打补丁的黑色夹克，侧身向右看，正好镜头对准右肩，既突出了补丁，又突出了“右”。还有一张照片是工作之余文化馆的摄影师为我拍的，场地选在小河边的一块岩石，我正从岩石下往上爬，身后是滚滚波涛。当时没多想什么含义，可是到文革批斗我时就拿它说事儿，说我把反右比作陷阱，要从陷阱里爬出来……
一九六〇年七月底，我接到铮铮返校后第二封来信，信纸上有泪痕和被泪水模湖了的字，沉甸甸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回校后学校找她谈了几次话，要嘛与我断绝关系，继续留校读本科，要嘛与我继续保持关系，就分配边远山区工作。她不知该怎么办。
我一看问题严重了，我这个右派在她们附中同学中早有议论，早就是传开了的，只是同学们都很年轻，不知政治斗争水深水浅，还有人羡慕她找了个漂亮小伙儿——我的那张摘帽纪念照片就在她同学中传来传去看。学院党委政治嗅觉很灵敏，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只是在选择时机进行干预阻止。
我不知如何是好，十分矛盾十分苦恼。这时董秘书远在宜宾，要是他还在身旁，如同当年铮铮那封两颗糖的浪漫情书那样，给他看看、请他给个主意该有多好？两天后，我把信给了忘年交的右派难友宋清涛（歌剧团导演）看，请他拿个主意。他的主意是“缓兵之计”，即直接给川音党委写信表态与铮铮断绝一切关系，从此决不通信和往来。几年后看看是否有转机。忘年交还说，这对我们都是十分残酷和不人道的，但如果因为这事把她整到边远山区，那就是我也害了她，是帮凶，同样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事实证明，忘年交的说法是正确的。就因为出身不好，她们五六级的几个附中毕业生就被分配到酉阳秀山，还有大凉山，窝了一辈子。
我听了忘年交的话，直接给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去信表决心与该校学生王铮铮断绝一切关系，从此不再往来。
那天是休息日，我给川音党委写好的信亲手投进了狮子滩邮政所的邮筒，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我的心不是地，而是一湾冰凉的水，很不平静的水，石头落下更是击起了浪花滚滚，滚滚浪花。我无心在狮子滩游荡，便沿着大湖西岸向北漫步，朝十里外的黄葛树走去。这条路，是长寿湖西岸向北直通垫江县的古道，这里的几棵黄葛树是古道上人们歇脚的地方，树下有几幢大瓦房，排列成既像街又不像街的么店子。黄葛树坐落在又宽又长一头向下伸进湖水中的青石滩上。没修水库之前，这里很热闹，来往行人很多，不是歇脚就是吃点什么或是住上一夜。此时人们行船走水路了，这里就变得十分冷清，留下的几户农民还种着他们祖辈留下的田和地，只不过公社化后土地归公了，他们只是一个生产小组了。七月天，烈日下走了十来里，坐在树根缠绕的石围台阶上，观赏眼前山色湖光。看傻了，看累了，看得想睡。我就用草帽做枕，双手遮眼呼呼睡起来，这几天思想太累了，太累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睁开双眼，依稀可见在浓密的黄葛树枝叶中有一张久违了的面孔，他就是李正，剧院歌剧团大提琴手，一九五九年补划右派。自年初转到长寿湖，他和罗远凯、王恒分配到长寿湖东北方深处的生产队后，就一直没见过面。在二郎峡我俩曾同住一个村，在两河乡我们同吃一锅饭，来到长寿湖半年不见面，一见自然是有话说不完。
他问起铮铮，我只答两个字“吹了”，别的只字不提。最后他说王恒死了。这是我们艺术剧院十几个右派中短短两年死去的第二个。
李正说，王误吃了马桑泡中毒而亡。怎会呢？原来他们所在的生产队在大战红五月的双抢中，队长心血来潮，为了鼓励大家争干犁田的重活，每天增加一两口粮。王恒就为了这一两口粮把老命给送走了。王恒是什么人？抗战中热爱话剧，抱着一颗赤子之心，把继承的家产卖了拿来支持所在的抗敌剧社。他对戏剧的热爱超过了他的长像和演技，哪怕一直跑龙套演个小配角他也很高兴。1949年后以老艺人身份进入四川人艺话剧团，一生孤单，直到四十多岁被毒死还是光棍一条。王恒体质单薄，从未干过农活，哪能犁田嘛！这种活儿就是一天增加一斤口粮也是入不敷出的。就在犁田中也饿得他要命，忽见满山红红的马桑泡，就摘下来一颗颗往肚里吞，当然就要了他的命。他没有亲人，只有一个远房妹子在歌剧团。不知是没有通知还是她不想来，生产队就在第二天用他那件黄色全牛皮长大衣裹住尸体，软埋在湖边消落地。不知农场干部是有意还是无心，这样不正好可以喂鱼、灭尸吗？第二年开春又是红五月，只见他的尸骨架子，不见他的腐肉和那件牛皮长大衣。又是一桩忘不了的悲剧。
李正告辞，说是去狮子滩场部医院看病，明日返生产队。他也是身有疾病的人。我一人继续在黄葛树下发怔，思前虑后，下定决心与铮铮一刀两断，什么缓兵之计，那是幻想，什么摘帽后还可入团入党的光明前途那更是扯蛋，那么还要不要给铮铮去信说明我已给学院党委去信了呢？不，绝不！我已感觉学院党委在对我给铮铮的去信进行监控，万一发现，他们看都不看一下，只凭信封就会说我们的一刀两断是欺骗组织，啪一下将铮铮打入酉阳秀山，那不一切都完了吗？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敏感时期。死心吧！死心吧！彻底完全地死心吧！
黄葛树下仍是那样清凉，夕阳西下，微风丝丝，告诉我该走了，该回去了，过了采石场的晚饭时间你就要饿一夜肚子了。面对西下的夕阳余光，我向采石场住地爬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片空白。
一九六零年七月，我彻底地中止了和王铮铮的一切联系。
一九六三年，我调到宜宾文工团，结识了舞蹈演员张淑君，进而恋爱并于一九六七年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一九七一年在军分区政委徐怀旺逼迫下，与妻子张淑君离了婚，后来徐政委又逼着张淑君嫁给了他。这一段婚姻，我另外讲述。
人们说缘份是迷信，信则灵，不信当然就不灵，我就不信，却灵了，怪事儿。
一九七五年深秋时节，文工团派我去成都出差，任务就是将当时红极一时的由成都市和四川省两个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三个革命单双舞蹈的舞美设计图抄绘回来，文工团要排练演出这三个舞蹈，由我担任舞美设计。自从我告别了话剧舞台之后就担任绘景工作，当专职的舞美设计师调离之后，就由我来顶替了这个角色，从此虽然只能算个业余却在各类身份证件上正二八经地填写“舞美设计”，直至退休。
那天上午我去省歌找到该舞的舞美设计高践渝。我们少年时期认识，他是重庆人，一九五四年初中毕业考入四川美院附中，我考入演训班，在一个校园常见面。他附中毕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了舞美专业，毕业后分配省歌工作，我们一见如故，一边抄图一边回忆过去，谈得很投机。
图抄完了，时间到了正午十二点，我就问他王铮铮住在哪里。他一听，睁大眼睛反问：“你认识王铮铮？”我说我们是老乡、初中同校不同班，都热爱艺术，不仅认识还是好同学。当我们一块走出画室时，他就指着一幢宿舍楼对我说：“王铮铮就住在那幢灰楼的第三层，楼梯上完对着的那间。”一看这幢名符其实的灰砖楼，只有三层，我想从一九六〇年盛夏重庆火车站分手后十六年没见面，来都来到了省歌，而且就在灰楼下，怎么说也应该上去看看她。而且早就听说她成绩不错，是三个川音声乐的高材生之一，两民歌一美声，她就是那个美声。近几年，我由于离婚后在宜宾就算是没有家的人，每年都有一次法定的探亲假，每年我都要回邻水去探望亲人，同时路过重庆都要上张淑君父亲家住上几天，看望两个亲生女儿。在邻水，王铮铮的母亲最爱上我大哥家摆龙门阵，由于与铮铮有那场初恋情，他们就更亲近，当然免不了都要摆谈女儿和弟弟的事情，所以我就知道了铮铮已经结婚生了个女儿。我多少有点好奇心，想看看她的家和孩子，当机立断上三楼看看。
房门关着，敲门无回应，轻轻一推叽嘎一声，只开了一指宽的缝儿不敢再推，又轻轻敲了两下门，还是无回应，难道屋里无人？我又不想出声叫王铮铮，想让她看看十六年后的李文书是否变成不认识的人。我又使劲敲门，还是无回应，确认屋内无人后我才大胆推开门，站在门外一看，屋子不大，只有几个平方米。一张床既不像双人床也不像单人床，一米多一点点宽却占了屋子的一半，床上用品全是旧的，没有鲜艳的色彩、乱七八糟一大堆。这屋不像有人住，我想一定走错了门，急忙关上门下二楼问问。因为我上楼时见二楼过道上有人在做饭，是位女士，我就轻声请问她王铮铮住哪里？她正在炒菜，就用锅铲指了指斜对面开着门的一间屋说“住那里”。我过去一看仍然空无一人，只见屋里贴窗面对面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条桌、一把木椅子。再一看洗漱用具，两张面巾两个洗脸盆，还有两个竹制书架。这不像结了婚还有孩子的人住的房，我又问做饭人：“是这间吗？”她很肯定地说：“就是这间，上食堂吃饭去了。”要我进屋去等。
进屋后，我仍然疑惑不定，便四处寻找一点能证明是她住房的蛛丝马迹，终于找到一张《参考消息》，报纸上写有王铮铮三个字，虽不像她的笔迹，那定是收发室的送报人写的，这无疑就是她住的屋了。我便安下心来坐着等。过了五分钟没回，再过五分钟还是不见人，一直等到十二点过了多大一半，仍然没回。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吃不行了，想必她根本没在团内，出了远门，我还傻等什么呢？便起身出了门。出了省歌大门，沿西大街往东，一见老牌的“刘鸡肉饭馆”，一下子口中出现了近二十年前的味道，不妨进去回味儿一下，点的就是牌子菜外加清汤、一杯酒三两饭。饿了，好吃，全下肚。一看时间：十三点过十分，起身往我住的东大街省工会招待所走。路程很远，我喜欢走步逛街，明天就要回宜宾，我要好好在成都街上玩一玩。边走边看边想，十六年不见的王铮铮没见着，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走到西大街与东城根街拐弯处红光电影院门前，犹豫着是直走还是向右拐，最后决定不直也不右，回头向后再进省歌。不见心不甘！
吃饱喝足，二晕二晕，回头又进了王铮铮家门，还是没人。我决心等，很不客气倒在床上歇着等，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忽闻一声很好听的女高音：“谁！”不是惊叫而是诧异。我起身盯住站在门框中的王铮铮。她没认出我，我一眼就看出是她，毕竟十六年啦！一个是从少女变成了妈，一个是人却变成了鬼。我有思想准备，当然能一眼就认出，她无一点思想准备，怎能一见如故？
我故意不出声，考考她的记忆，要愣多长时间才能认出我来。她盯住我，站在门框中一动不动，足足五分钟。“哎呀！是你呀！！”没叫我的名，也没有激动不已的泪。这就够了，十六年后能认出我这个鬼很够了！
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正处在家庭分离的苦痛中。我没问，她却要说，见到多年不见的老乡老同学、长她几岁的同志哥加上那段初恋情，不说不行，情不自禁。就这样，她拉着我出了省歌大门，沿西大街到东城根街又向西穿过多子巷到长顺街，走完长顺街又到了西大街，又沿着老路转了三个大圈儿，将她十六年来心中的欢乐与苦水细细道完。此时天已黑尽，街灯初上，我们在红光影院前分手告别，她说希望我明天不要回宜宾，去望江公园，把她分居在父亲处的女儿叫出来玩上一天。我答应了。
第二天，她早早来到东大街省工会招待所，我刚刚吃过早饭，正在同来学舞的几个舞蹈演员交待我还要再待一天。然后我就同铮铮坐公交车去接她女儿。车过九眼桥到了终点站，这一带是成都东郊工厂区，烟囱林立，正冒出浓浓的白烟和黑烟。我们沿着厂房外围墙下的简易车道走了很久，忽见几个孩子在沙石堆上玩沙投石作打仗游戏。铮铮呼叫一声，女儿从游戏中跑来，她拍去女儿身上的沙，擦净手上的泥，牵着出了厂区，来到河边坐木船渡河到了望江公园。我们穿过一片竹林进入茶园，喝茶的人不少，我们忙着张罗坐下，小家伙很乖，也忙着搬来竹椅子，手脚很利索、眼快手快。人们都说女儿像父、儿子像母，我看铮铮这个女儿脸蛋儿像她，铮铮也像父，一看她们就是王家人，不知长大后性格是不是一家。铮铮的女儿同我的小女儿是同年生、大月份，都是一九六八年。铮铮说她女儿在省歌是出了名的小美人儿，最喜欢跳舞，摹仿白毛女、娘子军，在省歌院坝一跳，照样是垫脚尖跳芭蕾，引来演员们注目围观，鼓掌叫好。我见小女孩搬竹椅的利索劲，相信铮铮夸她的女儿是真。女儿的归属成了她离婚的条件，僵持的焦点，已经三年。我们在望江公园玩了一天，把她女儿送回工厂，我们就在九眼桥分手。
有人一定要问，十六年后与初恋的情人邂逅，她又处在离异的僵持中，你又是个单身汉，是不是都有再牵手的打算？实话实说都没有。她那天说的是十六年前分手时学校对她的政治压力，毕业后在省歌本是一帆风顺，却遇文化大革命阻止了事业上进，还造成了一场不幸的婚姻。我听了不是同情、只有深深的同感和叹息，这十六年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这一代人的灾难，生不逢时。早生十六年、晚生十六年，都能在人生的节骨眼儿上躲过这场浩劫，使青春阳光灿烂。
我回到宜宾还是画我的画，一切照旧，我们都没有通信和往来，只是把这个邂逅看作缘份，仅此而已，有缘大家来相会！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正在老家探亲。大哥对我讲，铮铮离婚了，年初还把女儿送回邻水，交她母亲照看并上了小学，王妈还经常带着外孙女来玩。大哥还说，王妈有意要铮铮与我组建家庭，铮铮也有这个意思，问我是否也有这个想法。我一时难以回答，毕竟婚姻家庭是大事，尤其像我们这种情况，都有一次失败，虽然失败的原因各异，我还是要多多考虑。首先考虑的还是政治身份，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毛泽东死了，右派能否翻过来？要翻不过来，我再也不能给家庭带来灾难，宁可永远打光棍。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感情挂帅，结果失败。再说，毛泽东虽死却阴魂不散，必须再等等看个究竟。
大哥就说可以给铮铮通通信，至少应该如同过去，是老乡、是同学、是好朋友嘛。是的，大哥的话很在理，当我回到宜宾后，给铮铮寄去了十六年后的第一封问候信。此后我们书信不断。
铮铮是个右二代，书信中，我常给她谈宜宾几个右派朋友们对时局的议论。一九七七年的春节，我由宜宾到成都的当天晚上就与铮铮住在一起，还是在灰楼，还是在那张一米多一点点既不是单人也不叫双人的床上结婚了，整整一夜，十六年前初恋的欢乐又重演，还是那样年轻，还是那样鲜活那样美。第二天我们请来证婚人：铮铮川音本科同班同学、省歌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大名鼎鼎的四川两个小提琴王，一个是在重庆的我的右派朋友杨宝智，一个就是这时在成都的唐佐天，人称唐儿子。感情深的同学和同事干脆称他两个字——“儿子”，就是这个“儿子”成了我们的证婚人，没请他吃饭，只拿出一颗奶油太妃糖，还是十八年前我们初恋第一封信中夹带的那个牌子的上海奶油太妃糖，去了糖纸由铮铮亲手送进“儿子”嘴里，说：“我们结婚了，你是我们的证婚人！”“儿子”笑了，用标准的成都话说：“哪儿啰，咋个这么简单，不行不行，咋个说也要把川音的同学请来聚一聚哇塞，不是吃颗糖，咋个说也要吃顿夫妻肺片噻！不行不行，这跟你们从恋爱到结婚一路坎坷、十多年失去音信又重逢，太不相称，应该热闹一下，由我来操办主持。”
我就说：“‘儿子’算了，谢谢你的好意，你说的都是个形式，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最起码的形式——扯个结婚证都免了。”
“儿子”听了有些惊讶：“这儿怕免不得哟！”
我说就是要免，什么婚姻法那是哄百姓，我在宜宾堂堂正正扯了结婚证的婚姻，应该有法律保护吧？然而给一个龟儿子当官儿的一句话就搅黄了。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并非家庭不和感情破裂，婚姻法结婚证管个屁用！我们就是不扯这个一文不值的结婚证，我们就是不要什么单位证明，只请你这个够朋友很落教的好同学好朋友吃颗糖证个婚就算完事儿。
证婚人听了很高兴，嘴里还包着那块糖笑兮兮地说：“我就是教堂牧师，祝你们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相伴一生！”
一月后回到宜宾，分别请来了团内外好友，就在票房旮旯拐角胶囊居，对他们讲我同初恋情人结婚了。朋友们为我高兴。小右结婚又成了一条新闻，我想上级组织领导不会不知道。怎么不来开个证明办个证？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婚结了？太不像话，目无组织！我就要看看他们当官儿的过问不过问，结果他们悄然无声，小右派无法无天，成了！（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黑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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