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0月20日讯】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观念的不断纠正扩充以及新发现与创造所导致的革新；但人们的私心杂念与习惯势力以及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往往使得人们对于新发现的规律及创新措施之应用采取抵制态度，从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减少了人类可享有的福祉，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的不良表现之中为害最烈的是政治上的以私害公。自私之徒一旦掌握权力，即使他们明知某一革新措施有益于广大民众，他们仍然为著自己既得的私利而抵制革新。在这方面世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共败类毛泽东，邓小平与江泽民之流的倒行逆施，其余毒至今仍在肆虐。
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科技进步虽不是政治性的而未像政治上的革新那样遭到私利集团不遗余力包含血腥镇压的抵制，但不同执政者运用科技成果的目的与方式方法却大不相同。例如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早地开始了研制原子弹，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发动侵略战争的武力。所以，英美等同盟国的科学家联合挪威的爱国者潜入纳粹政府设在挪威的重水提炼厂将其炸毁，使世界免于灭顶之灾。美国政府接受了有正义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研制原子弹，并为此而制订了代号为“曼哈顿计画”的工作计画。但美国政府并未滥用原子弹这一威力巨大的杀伤武器，直到与顽敌日军苦战多年蒙受了大量伤亡后，为加快结束战争才在日本的广岛与长崎这两个城市投下了原子弹。由于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和辐射不仅摧毁了几乎全城的建筑物而且导致了大批平民的伤亡，所以在中共伙同个北朝鲜金日成政权挑起朝鲜战争后，面对中共的人海战术，美国政府保持克制而未使用原子弹，也没像中共惯用的“以进攻为最有效防守”地进攻已被中共占领的中国大陆。这与纳粹政府研制原子弹的目的截然不同。
人们不接受新事物的一个普遍心理原因是对该事物不了解而心存恐惧。这本属正常的保护机制，但人类是智能生物，应该有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望和勇气，也会有在探索过程中避免危险的智慧。出于恐惧而止步不前绝非所宜。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探索药用植物，是冒着生命风险由千千万万人积累亲身体验而筛选出药物的长期过程，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只是把这一过程简化浓缩。
人们抵制创新成果的另一原因是是因噎废食。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在战争中殃及平民，使得对科技不够了解的民众迁怒于原子能的和平应用，例如在允许自由表达意见的民主国家报刊频频报导民众抗议建核电站之举，尤其是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漏泄事故及日本地震破坏了核电站之后，人们更是恐慌。如果政府和民众正确对待这些事故，应体现在组织动员相关科技工作者通过创造发明来改善安全防护措施，以及由法学专家会同科技工作者及民意代表讨论制定严密有效的操作管理条例，而不是一概退回到耗费钜资且也有污染环境之弊的燃烧煤或油类产生热能推动机械来转化为电能的老办法。试看体积巨大的原子能破冰船航行一年所需消耗的动能，仅仅一个火柴盒体积的核燃料就足以提供了，倒是其控制与防护设备的体积大了千万倍，但仍远小于热电设施。
创造发明之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取决于克服私心私利。1950年代中共为揭露资本主义之弊端，在中国大陆已制度化的政治教育中宣传那时美国技术人员发明了使用寿命可达万年的灯泡，但电器企业的资方担心从此千家万户不需要经常更换用坏了的灯泡而使业者无法从产销灯泡中获利，便以钜资从发明者那里收买专利权而将该发明扼杀。中共惯用夸大其他制度缺点的做法来掩盖中共本身的罪恶，但以上例子所表明的人心之私对创新发明之应用的阻碍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孙中山并非佛教徒，但他认为佛教是哲学。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佛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好的，皆是有鉴于佛教所提倡的极大仁慈超脱私心。试看出版物往往印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而佛教界的出版物多半取资于乐捐而且印着“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字样。
科技的新发现与新发明不宜停留在理论与技术手段的探索，而应转化为工业投产以裕民生。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技水平超过美国，曾从科技产生经济效益。二战时苦于挨轰炸的英国人发明了雷达，藉以迅速挫败了纳粹德国的空中优势，这不仅证实了“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老话，而且迅速扭转了战局，减少了破坏及伤亡；何况后来雷达在航运业的普遍应用所导致的安全便利更是造福人类至巨。经济学界曾分析，二战后大英帝国衰落而美国后来居上的一大原因就是美国从战败的德国网罗了大批卓有成就的科技人才，而且重视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工业技术成为应用项目。
二战结束至今已七十年。回顾战后重建，曾受重创的日本在从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间已恢复到底数不小的战前经济水平，1963年已超出战前水平40倍。那时中共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掀起一阵批判潮，报刊上公布日本当时经济水平超过战前八倍；但那时担任《人民日报》主编的吴冷西在内部讲话中透露日本经济水平实际已超出战前四十倍。中共缩小数字是怕引起民众恐慌，尤其是在三年遍及全国的饑荒期间与“大跃进”的灾难后果形成对比会使民众容易看出中共的假社会主义新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日本学术界及工商界承认他们在基础科研上的投资不如欧美，但他们在改进技术方面下了功夫，仰赖于输出优质技术产品而迅速获得厚利。在上海市宝山县松软的冲积土海岸上建造承重的炼钢厂便是由日商承包，付费是天文数字。日方人员在承建宝山钢铁厂的协议中日双方都签了字后，狂喜得当着中方人员的面拥抱着在地上打滚。其实，就连精于谋利的日方人员事前都曾提醒中方，说“你们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砂，运到厦门比运到上海路程段；厦门的地质是坚硬的花岗石，在厦门建炼钢厂的费用比在宝山建厂可以节省几十倍”。这件发生在“文化革命”期间的官员出于私图而导致的严重浪费是一大国耻，而且建造在滩涂上的炼钢厂与李鹏执意建造的三峡水库一样有随时崩裂的隐忧，得花费钜资经常维修。这也是中共制度不合理，官员滥权，不听取中方专家也曾指出的正面意见的结果。这是目的不正而扭曲了创新技术的应用。
综上所述，创新成果的合理应用离不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并且有赖于普遍开展消除错误观念的教育，就像健康教育有助于增强全民体质那样。当然，这还得从普及常识的基础教育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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