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有着十分优良的“破格录取”传统。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先生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历史、地理两科的成绩也乏善可陈。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理科教学楼遗址（网络图片）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北大，罗家伦与傅斯年齐名。1928年，罗家伦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1932年，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5月，罗家伦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
胡适“破格录取”的不仅是罗家伦一位。1934年，“合肥才女”张充和报考北京大学。四门功课中，张充和除了数学为零分，其余三科都考得很好，总分超过了录取线。但是，那时候北京大学出台了一项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一律不准录取。当时胡适已经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很喜爱张充和的才华，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北京大学将张充和录取才算了结。
北京大学这种“不拘一格录人才”之风，甚至也感染了清华大学。作为“破格录取”的受益者，罗家伦在清华大学也“破格录取”了不少大师级人物。
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虽然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后来，已经成为大师级的钱钟书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鞠躬是必须的。而且我觉得，所有看过《围城》的朋友都应该对罗家伦校长心存感激之情。
1931年，吴晗报考清华大学，这位浙江小伙子的数学成绩比钱钟书更烂，他是货真价实的零分。如果放在今天，吴晗连普通大学的录取线都达不到，可他有幸生活在民国时代——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事实上，“破格录取”之风在民国初期的大学堪称普遍。1930年，臧克家在青岛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就凭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做主，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诗人。
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这样的知名高等院校，能够破格录取罗家伦、吴晗这样的“偏才”、“怪才”，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当时，因为历史和现实原因，全国并没有组织统一考试，这些高等院校拥有自主招考权，所以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录取一些优秀人才。
当然，现在的中国也有所谓“破格录取”，比如“保送生”制度。可这种制度之下，录取的依然是那些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就算通过正常途径，也可以考入名校。“保送”他们，实属“锦上添花”之举，完全失去了“破格录取”的“雪中送炭”本意。
民国时期“破格录取”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寒门学子，无权无势。“不拘一格录人才”的校长和教授，看中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他们的身份。因此，哪怕稍有偏科，也愿意向他们打开校门；而在现在，“破格录取”的对象，多是权势阶层的后代——这种向权力定向的“破格录取”，使人在诟病和鄙视之余，更添对以往时代的向往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