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文典不畏蒋介石”的老故事，借助现代网络，传得更加沸沸扬扬。故事大意是：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到校指责校长刘文典包庇纵容学生，刘文典不服，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奋起还击，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
这个“学者大战元首”的传奇，虽然细节多有出入，但总体并非空穴来风、有证可寻，鲁迅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基本可信。同时，刘文典还讲过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由此，其一代大师风骨光耀人生。
然而，同样是这位刘文典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则彻底没了脾气。
刘文典在1949后被安排到云南大学当一级教授，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待遇不低。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刘文典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出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样的谦恭，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
如果事态一直这样发展着，刘文典的人生也算是顺风顺水。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开始了，刘文典和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1958年反右“交心运动”降临到刘文典所在学校——云南大学。
伴随反右深入，云南大学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表现。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校党委安排刘文典在会上作检查。起初刘文典检查“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当然，这样的检查没有自己“脱裤子”，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校党委组织校员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由刘文典所在的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他。这些人大都是刘文典的师兄弟级，高校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揭批刘文典时，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
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他首次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师，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中，刘文典的儿子提出了与我们同样的疑问。对于父亲在“忍辱自污”，他的结论是“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可以说，刘文典家人的总结固然在理，但意犹未尽。如果延展开来，刘文典的命运可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缩影，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文人的三处“七寸”短板——先于文革，在反右时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本单位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接受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在校“不畏强权”；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你怎么还敢跟领导“斗气”？
二怕断头。因言获罪在历代都是常景，但动辄入狱杀头则属于“非常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过分发牢骚”，就因为一句话成为“现行反革命”掉脑袋的风险相当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过去高数十倍，所以“自古胆子都是统治者给的文人”，便噤若寒蝉了。
三怕侮辱刑。这个是最厉害，也是最折磨人的。尽管中国文人大多胆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饿，他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视死如归”，但却对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难以忍受。刘文典遭遇的反右从整风运动开始，动辄“脱裤子、割尾巴”，由亲人同事战友伙伴检举揭发，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刘文典这样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刘文典“准自杀”八年后，文革降临，“畏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自杀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结束后，连原文化部长、样板戏的创作者于会泳、这样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杀”了。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结果得到“组长没时间”答复，深感会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样待遇，于是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比起他所处的文革，已经渐趋文明，依他的作为，不至于死，甚至牢狱之灾也未可及……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也好，创作现代京剧的于会泳也罢，虽然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样带着对“非人道待遇”的恐惧而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离人性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如果时代作美，他们或都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留下更传奇的佳话，但是，那终需一个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环境，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免于恐惧而非无尊严苟活。
六十五年来，中国建设有1200多所大学，但没有产生一个大师！！！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