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坦克人（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11月03日讯】最近，应友人Alan Curtis 之邀在华盛顿观看了英国剧作家Lucy Kirkwood创作的著名舞台剧《中美国》（Chimerica）。这是一部以寻找坦克人为线索，对当代中国以及中西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和揭示的精彩舞台剧。三个多小时的剧情展开，我的心绪不止一次回到26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尽管我明白艺术虚构并不等同于历史事实，但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见证者，我仍然被该剧通过艺术真实所传达的力量感染和震撼，以至于剧终与剧组人员和观众交谈时，眼泪禁不住喷涌而出。
北京长安街上那张“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照片之一”所定格的一个人与国家暴力对峙的典型时刻并没有沉入历史。二十多年来，整个世界都在询问：坦克人在哪里？迄今为止，关于坦克人“王维林”的背景和后来的遭遇，仍无可靠的线索。舞台剧《中美国》以艺术想象和虚构但却完全符合逻辑的剧情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境界：对坦克人的寻找引出一个叫王鹏飞的人，这个人原是坦克人的哥哥，但这个坦克人却不是站在坦克前的王维林，而是另有其人。
记得中共在反驳外界对天安门屠杀的谴责时，曾以坦克面对王维林时的躲闪、没有开枪、没有冲压来证明解放军对“暴徒”们的克制。这样的狡辩当然欺骗不了世人。1989年6月4日早晨我亲眼看见四辆坦克在六部口从人群中碾过，仅仅我所看到的那一幕中，坦克的碾压至少造成十一人伤亡，其中包括被碾失去双腿、目前住在旧金山的方政。“铁兽踏春蹄生腥，肉躯粘地目瞪天”，我曾在狱中诗“非典六月”中对我在六部口目睹的那一幕惨剧做过详尽直白的描述。
然而，美国记者镜头下的坦克的确在躲闪那个被外界称为王维林的年轻人，在六部口亲眼目睹的那一幕令我相信，屠城是下了死命令的，对王维林的躲闪不是出于军令，而是另一个“坦克人”——坦克驾驶员的个人行为，而他在事后很可能受到了中共的残酷惩罚。美国的《时代》杂志也曾提出：“坦克人照片中的英雄有两个：未知人的身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重型坦克面前，以及冒着道德挑战的驾驶员拒绝辗毙他的同胞。” 在《中美国》剧中，王鹏飞透漏，他的弟弟，这位秉持良心的驾驶员——另外一个坦克人——被镇压八九民运的那支军队枪毙了，他含泪哀鸣：我的弟弟，那个驾驶坦克的士兵，也是英雄！
剧中对士兵坦克人的虚构虽现时无法核实，但它并不违背常识推理，也就是说，当年的长安街上，北京饭店窗外，有两个正面相对的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他们可能都以不为外界所知的方式牺牲了生命，“自己的星星，照亮自己归去的路”。（摘自“非典六月”）
英雄的壮举常常勃发于不为人注意的瞬间细节中。一九八九年的北京街头，在许多“王维林”的对面都可能存在着士兵坦克人，你可以说他是王鹏飞的弟弟，也可以说他的名字叫徐勤先、何燕然、张明春……在当时的中共军队里，即使坦克开上了街头，军人的态度也是存在分化的，那些“共和国卫士”并不代表全部的中国军人。
像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其它重大事件一样，“六四”屠杀被中共极力掩盖，诸多真相迄今不为外界所知，但《中美国》一剧提醒我们，那些站在我们对面的人未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与他们位置相对峙，立场却不一定相对立，因为在任何残酷的情景下都存在基于常识和良心的共同判断。我深信，无论道路多么艰难，中国的未来的大方向只能是自由民主，朝向这一目标运动的动力绝非只存在于异议者当中。尽管中共体制已经越来越看不到变革的迹象，但所谓的体制内的人，尤其是个体，并非注定是历史车轮的阻挡者，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假设他们一定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今天我们更要强调，那个坐在王维林对面的坦克人同样是英雄。在《中美国》剧中，这位无名英雄牺牲了生命，现实中拒绝出卖良心的体制内的人虽然一般并不需要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但是仍需要有相当的道德勇气来面对风险和压力，因此，任何一个警察、军人、国家政权专制机器上的任何一个官员只要在执行镇压任务的时候“枪口抬高一寸”，他就是英雄。和那个连名字都可能只是误传的英雄王维林一样，体制内的坦克人更有可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无名英雄，“无名”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他们保护自己的基本需要，但未来的历史应有真实公平的书写。
观看《中美国》一剧的时候，我内心的痛苦还源于一段真实经历。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戒严部队已在北京的多处地点大开杀戒，我们抗议者在电报大楼前遇到一名失散了队伍张皇奔走的士兵，他大约十八九岁样子，没戴钢盔，手里也没有枪。当时，内心的悲痛和对屠城军人的愤怒驱使我们追打这个士兵，我冲他的身上打了一拳，我的同伴老黄（黄力平）踢了他一脚，围追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愤怒的人们对士兵拳打脚踢，被打倒在地的士兵惨叫：“不是我呀，我没有开枪”，这时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惨剧正在发生，但是要想阻拦更进一步的暴力已经不可能，无奈之下，我只能拉上老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从背后的嘈杂的声音里我判断出，这个士兵已经毙命了。我和老黄默默流出了眼泪。
这个年轻的士兵或许正是一个坐在我们对面的“坦克人”，和所有的士兵一样，他被强迫来到北京屠杀抗议的学生和民众，和我们一样，他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但他很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拒绝开枪杀人而做了逃兵。果真如此，他就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逃兵，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但在那场悲剧中，愤怒和不理智让我以他为敌，给了他一拳，这有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我不敢想象他死去时的痛苦，那一刻他想的是什么、、、？“千万颗头颅／千万只脚步／参与了生活／千万颗头颅／千万只脚步／参与了我的诞生／千万颗头颅／像星球大爆炸／一哄而散／千万只脚步／渐行渐远／、、、啊 我的至亲”（摘自“非典六月”）。
我在“非典六月”中说：“每一次／我的诗都挡不住泪水／发作的眼睛和更发作的心脏／都是痛， 不是病／甚至不是悲悯／我， 不是局外人”，我们这些局中人这些年来一直活在这鲜红的历史伤口中心。伤痛来自于失散，与灵魂中的至亲的失散。我们要寻找，寻找坦克人王维林，寻找他对面的坦克人，寻找一九八九年我们的兄弟和我们兄弟对面的坦克人。我也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找到那位年轻士兵的家人，我必须向我当年对面的坦克人表达我刻骨铭心的敬意、哀悼和愧疚！
《中美国》是一部艺术水准很高的舞台剧，两年来已在英美多地演出，更多的演出还在计划和进行中，这会使人们重新关注被南希·裴洛西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形象”的坦克人，正如《时代》周刊所表达那样，照片中的坦克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们相对存在：一个站在坦克前手无寸铁，一个坐在坦克里武装到牙齿，但是他们成就了一对可歌可泣的英雄传说。我们必须寻找这两个坦克人的下落，故事没有终结，历史也没有终结。
2015年10月31日
来源:《公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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