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斗争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二，我为什么卷了进去？
我不写诗，更不喜欢文艺理论，但由于这个批评讨论的架势越来越大，报刋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我才开始注意。接着，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两个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省文联创作辅导部已铅印出来偷偷地发到全省宣传文化部门，在内部进行讨论，可能是《草木篇》第二。由于命运与自已有了关连，自然和流沙河的关系就近了，才有与邱原、茜子多次研究反击的对策，四处组织反批评的文章。
流沙河在文艺创作上有才华，是个作家胚、诗人料，但在个人性格上却有许多天生的缺陷，孤芳自赏，容易冲动，感情用事，性格怯弱，不过更大的人生缺陷是为了自保，不惜把他人“赔”进去。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讳莫如深不敢面对。其实历史就是历史，正如我年轻为求“上进”，也做过许多错事，对任何一个伤害者都愿意真诚道歉。
在《草木篇》遭到批判的高潮时候，省文联创作辅导部也对我的两个续篇召开了一次座谈讨论会，参会者扣了许多大帽子，但批不起来。诗可以联想，小说却不行，作品写的是具体的人和事，加之我出身又是工人，无法上纲上线，随即作罢，仍集中火力批《草木篇》。虽然我知道这个批判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却认为它是反对毛主席“双百方针”的宗派主义行为，正因为如此我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支持流沙河。一次我在编辑部内公然说：“我觉得对《草木篇》的批评，不是自下而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点宗派主义的霸气。”杨蓓负责处理文艺理论稿件，当即补一句：“春生就是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曦波就是李有欣……”肖青自来原则性很强，怕将内幕通出去，立即提醒大家道：“我们是党报，要注意组织原则和保密问题，切不能把作者身份告诉别人。”胡克由马上附和：“肖青说得对，肖青说得对。”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似调笑似讥刺地补一句：“党怎样说我们就怎么做，党报嘛就得坚持这个原则。”我横扫大家一眼，冲着肖青故意反话正说：“昨天我在《文汇报》看见思裳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解冻》，他说‘诗歌的春天来到了，整个文学正在解冻’，我们四川却在结冰。”肖青极不满意地瞪我一眼，近似制止地道：“小黄，你太偏激。”
这个小挿曲说明我多么天真，简直是唐诘柯德大战风车的表演。一次我把流沙河请到家里吃饭公然说：“沙河再大的压力都要顶住，切不可低头认错作检查，如这样做就对不起朋友，我会和你绝交。”大概是1957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去省文联宿舍去看望流沙河（他当时和方赫同住一个宿舍），见他一人在流泪哭泣，我诧异问：“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能不离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我……”
“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楚，何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静地劝导他。他从悲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待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
“你这想法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么愚蠢的办法。”我进一步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他对我的分析帮助不置可否。在离开他的宿舍后，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他是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一位党内的老知识分子。心地善良，对人和蔼，爱才惜才有同情心，对我印象不错。此时夜已很深，他见我跑来找他，大睁着一双眼睛问：“晓枫，有什么急事？”我坐到办公室的沙发上，把流沙河退团事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半响沉默不语，低低嘟哝着：“这些人也搞得太过份了，不过就是一首诗嘛！”然后向我说：“你去劝劝沙河叫他不要退团，又不是天大的事。过去延安整风比这还厉害，不仅开会批判斗争，还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们年轻人气盛，受不了一点委曲，干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运动运动，都是一阵风，风吹过了就春暖花开了。”他说到这里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头继续说“你告诉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团，到时候我会说话。”
不知是常苏民主任说了话还是毛泽东讲话的传达发生了作用，1957年4月下旬，对流沙河的批判渐次缓和了下来。原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最高国务会议，听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说到了《草木篇》。其实是“引蛇出洞”的缓兵之计，因四川批《草木篇》批得太历害太粗暴，“伟人”惟恐打乱他下步“抓右派”的庞大计划，才出面说了几句安抚的话。
据石天河回忆说：“1957年4月间，四川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从北京开会回来，在机关里召开了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时，还讲了些毛泽东接见与会人员的情况。这次传达的讲话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的讲话文本，有很多差异。总的来说，在我的印象里，当时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内容，语气比较宽容，着重地讲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问题，整风“要和风细雨”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放”与“收”的问题。毛泽东很明确的说，党中央的方针是“只能放，不能收。”在传达毛泽东接见少数与会人员情况时，常苏民还特别郑重地讲到了毛泽东对《星星》和《草木篇》问题的态度。我现在记得的，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毛泽东带着点幽默的笑，问大家：“《草木篇》你们都看了没有？好文章嘛，没有看的，应该找来看一下。”（那语气中，“好文章”是带着讪笑的反话。）二、“关关雎鸠”的问题嘛，我看就算了。三、刊物不要停，要继续办下去。四、有“杀父之仇”的人，还是可以教育改造的。对流沙河，还是要团结教育。对犯错误的人，都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我们自己的（犯错误的）同志，更应该团结。五、“百花齐放”的方针是要“放”，放了“毒草”也不要怕，“毒草”锄了可以肥田，完全没有“毒草”是不可能的。六、批评，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人家反批评；不要压，苏联现在还在压，我看不好。”
也许叫“利令智昏”吧？由于我们错误理解了“伟人”的讲话，或是他就是如此设下的“陷阱”，我们一个个全栽了下去。沉默许久的流沙河，认为反击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时候到了，一时炮火全开。在一次有《文汇报》记者范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作了为时两个多小时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友欣、李累、李亚群。发言内容可以归纳为五点：
一、认为《草木篇》不是好诗，但不是“仇视人民，仇视现实”的诗，不应当受到棍子式的粗暴批评；
二、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所以有力，是宗派主义在撑腰；教条主义是理论派，宗派主义是实力派；教条主义在前面，宗派主义作后盾；教条主义冲锋，宗派主义供给子弹；
三、认为中央是在放，四川是在收，全国文坛在“解冻”，四川文坛在“结冰”，对待批与反批评不公允，《四川日报》只发批评者的文章不发被批评者的文章，是行政手段在干预文学创作；
四、认为“在文艺作品中并非只有鲜花毒草，有些有错误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反祖国的才算毒草。”承认“草木篇”中有孤傲万群情绪。但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不够善意，好些文章夹着个人情绪，甚而人身攻击，企图一棍子把人打死，都是李累干的。［李累说过，《草木篇》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气味，过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现了一个作者写的这样的文章，把《草木篇》与王实味、胡风相提并论。李累不但这样对待我，而且在内部搞我。团内开会批评我，而且外加反苏、反共、反人民，会上有党员，有常苏民同志在，不加制止，为何如此颠倒黑白，叫人痛心。发到别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我把读者写给的信交出，这是剥夺我的通信自由。李累在团内开的会议上，大喊大叫斗说，你退团，退吧，退了在群众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诸报端。］
五、同意张默生教授说“诗无达诂”的说法。他认为［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如诗经“关关睢鸠”那一首诗，有人把它当成是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当成是赞美平民爱情的诗。诗人写诗的时候，是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不然就不能成为诗了。他是用“比”“兴”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别人看了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
六、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是剿杀新生事物，是“无情的摧残”，除《草木篇》的作者受到斗争外，《星星》的编辑之一石天河也受到严重处分，从这些地方看，是在让百花齐放呢？还是使寸草不生？无论怎样解释，是不符合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因为批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而且超过了文艺批评的界限。
待他的发言一结束，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一个一个抡着轮翻发言。我首先开炮说：在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全省确实有新兴气象，但教条主义者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争夺阵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触，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狠狠批评。到陈其通等四同志文章发表后，教条主义更气势汹汹举刀乱杀乱砍，使人毛骨悚然，寒气森森。《文汇报》上载的一条新闻，说四川艺界谈心里话与事实不符，四川文艺界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愤慨尚未谈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的意见以及对《草木篇》的不同意见也未谈出，这与李亚群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在四川地区机会主义较为突出这一点有关系。《四川日报》上发表“放”和“鸣”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叹的多；谈远不谈近，只谈今后，不谈过去，好象“抬起城皇老爷出驾，大家敲锣鼓”。四川地区没有很好的“鸣”起来，“放”起来，其原因是领导上不放手，《四川日报》对《草木篇》的批评用运动式，但到现在没有客观地承认缺点，《四川日报》缺乏自我批评。前次文联开座谈会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同志对批评《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见，《四川日报》写的消息只字不提。这些都给文艺界带来了顾虑，害怕挨整。据我看，四川仍是教条主义占居着统治地位。文艺部门的领导应亮出底牌来，到底是“放”还是“收”。《草木篇》不是一篇作品不好，但我不同意一些人所作的结论：对现实不满。分析这篇作品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笼而统之。据我知作者是从文联几个人出发写的，不能把小圈子划成大圈子，说它对人民不满，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省委如遇大敌，调兵遣将，进行围剿，意图就是一棍子打死。我认为批评《草木篇》从开始就进行了党内动员的，可以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搞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保护几个教条主者。”
会后，上海《文汇报》记者范琰先生将流沙河的发言作为特稿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全国其它大报相继作了转载，于是《草木篇》变成了全国一桩大的事件，也使四川省文艺界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者多为无权无势的文艺工作者和爱好文学的年青人，反对者多为文艺文化界的领导，胜负优劣也就铁定了，悲剧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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