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受过许多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没有誓言成就什么大事，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念真的置入我的头脑。在大海航行和长江行船一生的父亲，以及为家庭和十几个儿女操劳一生的母亲，都称得上是从善如流的长辈，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好人。在他们教养下，几十年来我一直走在言行若一，情貌相符的路上。虽然顽皮却不做恶事，不妨碍大体。读到高中，我才有清晰的“必读大学”的志向，立志读万卷书将来做一个对得起父母，对社会有用之才。那时候社会氛围不如今天复杂、纷繁、多元，所以临考上大学还不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专业。“服从分配”属于时髦，“走着瞧”是真实。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我的思想变化很大。苦思冥想过努力学习和钻研现代科学知识。来到大学，我在图书馆“心理学”类的书库房和开架旁，足足待了两天，这儿摸摸，那儿翻翻，若数家珍，其乐无穷！
到系里报到后，我赶忙到系办查看“心理学专业”一年级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我又高兴又惊讶！《心理学概论》由杨教授主讲，还配了两名助教。杨教授是陕西省府谷县人。1935年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在老师们集资支持下，到北京投考大学。先后就读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攻读心理学。因家境清苦，他常常靠打工挣钱赚取生活费，艰苦条件使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在西南联⼤获得檀香山奬学金，这份殊荣每次只发给两名学生，文理科各一名。理科奖被唐敖庆摘得（中国著名化学家，原吉林大学校长），文科获奖人就是杨教授。他先后任教授于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南昌国立中正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1950年携妻子（心理学家）到这所大学任教。他著作丰盛，教书育人，他是学生景仰和热爱的老师。可是，这位全国著名的心理学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撤消一切职务，由教授降为资料员。“文革”期间在农村劳动改造，在偏僻小山村一待就是四年，回校后又被迫“退休”。1983年6月2日，敬爱的杨教授病逝。
就是这位著名心理学家，给我们仅仅上了半年课就离开了讲台，被政治运动打入“另册”。对整个国家心理学建设损失重大，对我本人，老师的恩德耿耿难忘，感激莫名。若不是政治运动，我们定会获得更多的知识、治学和为人之道。
孙教授毕业于东北大学生物系本科，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为我们开设《高级神经活动学》即“巴甫洛夫学説”。这是一门最新科学成就讲座式课程。在当时的中国独此一家。为我们打开人的大脑的秘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系里还为我们开设《西方心理学史》，由留学美国的朱教授任课。可以説，他的课程给我们打开了西方心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大门，让我们好似进入这座知识的殿堂，任意遨游。虽然不久后被当权者把大门紧紧关闭，可这殿堂的灯壁辉煌早已照亮了我们的心扉。朱教授也遭受暴政迫害，但学生感激之忱，义薄云天。
此外，根据我的爱好，我选修了音乐系的乐理（可以有资格进琴房弹钢琴）和体育学院的“体育运动心理学”。我在近一年的大学生活和学习中意气昂扬，风姿俊朗。虽然我少有与同班同学接触，但我钻进书海，心怀醇厚，高情若云，十分快乐！
可惜，好景不常。“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政治生态好似云呈兵阵，风送杀声似的。我的大学也逃不过“多劫”，不断地尘沙飞起，杀气腾腾。老师们成了“国家的敌人”，学生们还有“课堂”吗？知名的教授、“第一线的老师”纷纷打成“右派”，课无人开了，教室就关闭了！？
记得一停就是两月，三月；不是一天到晚“大批判”，就是学《人民日报》社论。
让我永久反感的是我们系全体师生走出课堂，到东北农村开展“百日革命”。响应“团中央”的所谓号召：《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一面劳动，一面读书。1958年新年，大学领导决定打破常规，没有放假回家去过团圆节，支援农业，参加水利建设，到市郊无名河畔参加修水库的大会战。那大跃进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新年过后，3月又掀起反浪费反保守的鸣放辩论整改高潮。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党外开展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自我革命运动。在学生中开展“红专问题大辩论”。“运动”片面强调政治挂帅，把红与专的关系对立起来，认为读书、钻研业务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只“专”不“红”。许多学生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我逃过一劫。因为不上课了，我不是去音乐系就是上体育馆，或者看“闲书”。成为“不爱学习的学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