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地位越高，她越是狂妄，她的生活越是奢侈。随着年龄的增长，灵魂也就更加丑恶。她的生活起居充满着各种奇异的要求，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百般刁难。她还有“四怕”即怕风、怕声、怕冷热、怕光，其实这是她的“四不怕”，然而她就是要借这四怕来折磨身边工作人员。本文摘自1998年第6期《百年潮》，作者杨银禄，原题为《江青的“女皇”生活》。
江青文革旧照。(网络图片)
江青饮食起居的许多特异要求
江青有奇特的生活习惯，她晚上不睡觉，熬夜、熬人、玩乐，打发时光。她每天下午一时左右起床(这叫早晨起床)。起床前，先打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端到江青的床边，轻轻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然后，拉开半边厚窗帘，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完口、吃完粥，换上另一件睡袍，由护士搀扶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以后，脱去睡袍，穿上衣服，到办公室看文件。办公时，还吃一次水果。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然后，打铃通知警卫员准备散步。散步除步行外，坐汽车、骑马也算。散完步，到17号楼，不是打扑克，就是看电影，有时还打打乒乓球。在17号楼一至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折腾得累了，就给她吃上一次镇静药。
下午4时左右回住楼吃午饭。饭后再吃一次镇静药，上床睡午觉。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去参加会；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又到户外散步或者骑马，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约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通常是约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17号楼看外国电影。有时还约上影视界的导演、摄影师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外国的摄影、灯光和表演艺术。看外国的原声影片时，就请来外文翻译，边看边给她翻译。偌大的礼堂，往往只有四、五个人看电影，有时只有江青一个人看。有时看一部片子，有时看两部片子，有时抽出几部片子中的几本看。
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时间多么晚，也要到17号楼看上一两部电影再回住楼睡觉。不想睡的话，再打一两个小时的扑克。
回住楼之前，吃上第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解大小便，然后吃上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吃上第三次安眠药，护士再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大约凌晨4时左右入睡。
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她请安。她起床时不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前后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
给她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于是就破口大骂，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也破口大骂，说是用软刀子杀人。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洗澡。洗澡的办法，是让护士拿着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撒。要求水温不凉不热，水流不急不慢。如果水速快了，她说刺得皮肤疼，水速慢了说是故意使她着急出汗，快慢她都骂人。
她吃饭非常挑剔，饭菜要清淡，又要有营养。炒菜、烧汤不准用骨头，也不准放味精，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说味精是化学制品，含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又要求菜、汤必须有骨头汤和味精的鲜美味道。鸡蛋只要蛋清，不能有一点蛋黄，说蛋黄有胆固醇。雏鸡要半斤的，老母鸡要七至十斤的。鱼要切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丝，豌豆要剥老皮，绿豆牙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不但要吃中餐，而且要吃西餐。吃点心要法国式、德国式和俄国式的。
喝的水既不能稍微凉一点，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水温稍微高一点，就对护士破口大骂，说故意烫她，把水喷了护士一脸，还用力把水杯摔了个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苹果和梨，要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到一定温度她再吃，温度稍不适口就骂个不停。
江青的衣服繁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古式的，一应俱全，并经常翻新。光是大衣就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还分便装和军装。她的内衣不知有多少，身上稍有汗渍就要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十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给她换内衣也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要用毛巾擦干身子，擦劲大了小了都不行。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四五百条，都要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得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衣服和毛巾。
她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原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昼夜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三种发型的假发和头套。
江青的住房要求高大、宽敞，要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在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必须有暖气，夏天必须有空调，要求保持恒温。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要求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要求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有脚步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要四层的，窗帘要三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等的颜色，都要求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进之前，要求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用以折腾人的“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也太难解决了。
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太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显然是把她感到有风还是没有风的问题，提到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上来了。因此，她经常在风的问题上，对我们进行刁难、辱骂和迫害。
事实上，江青居住的房子，有风能钻进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钓鱼台国宾馆的房子坚固、严密、窗子是双层玻璃，但江青的住楼，按照她的特殊要求，在窗子上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三层窗帘全拉上，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就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冒的烟往哪个方向飘动，然后确定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她还感觉有风，就会说我们没有本事，连风源都找不到，或者说“这里有鬼了”，大动肝火。
有一次，她叫护士晓舟查风源。晓舟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就对她说：“你教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江青听了大怒，大骂了晓舟之后，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用力狠狠地朝晓舟扔过去。幸亏晓舟躲闪得快，才没有被剪刀戳伤。
她说怕风的时候，如果想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暑盛夏，身上都要穿得严严的，头上戴上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背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跟在其后，她一说有风，汽车就得赶快开过去，让她坐进去。
要说江青怕风，真是怕得够水平，怕得使我们够受的。可有时候她又不怕风，站在风头上都不怕。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岛三亚休养。有一天，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一个小岛去玩。快艇从某军港到某小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边的浪花，竟站到了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已达40多海里，她还嫌跑得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刮得都站不稳，受不了啦，可是她却一点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没有感冒。
我们常在背后议论说，她不是真的怕风，是神经病，故意折腾人。
二是怕声
江青居住在幽静的钓鱼台，她住的10号和11号楼，座落在偌大宾馆的中心区。东边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但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把人民公园变成了禁区。南边既没有居民区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楼内很少发出声响。这样安静的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可是，难伺候的江青，在声音问题上，还是把工作人员折腾苦了。
前面已经提到，江青住的房子门窗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但她还经常喊叫楼房外边有声音，楼房里面有声音。我们不晓得她的耳朵是怎么长的，对于声音是如此的灵敏：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蝉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她就捂着耳朵，闭着两只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踏在地毯上的细小声，衣服的磨擦声，她都说声音太大，受不了，说脑仁疼。于是，就命令我们走路不准穿鞋子，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磨擦声。我们在她旁边站着、蹲着、跪着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拿放东西时都要轻而又轻。
特别是跟她说话时声音大小、速度快慢，就更难掌握了。声音稍微大一点，她说震得她脑仁疼；小了，她说听不清，使她着急出汗。说话速度稍微快一点，她说对她不尊重；稍微慢一点，她说故意使她烦躁，使她着急出汗。我们怎么说话都要受到她的训斥，真让人左右为难。
奇怪的是，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会见“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她不但不怕从高音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还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到外地游山玩水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四个螺旋桨的轰鸣声她都不在乎，还在飞机上打扑克、睡大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也不怕。那年她去海南岛休息时，到某高射炮阵地去玩，她为了摄影，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破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不但不说害怕，还哈哈大笑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是很难掌握的。冬天要求控制在21.5度，夏天要求控制在26度，上下都不能超过0.5度。工作人员掌握温度准确性的难度之大且不说，更难的是如她所说：“我要求你们掌握温度的标准应以我的感觉为准。”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掌握的温度和她要求的分毫不差，而她却大发脾气，毫无道理地说：“我告诉你们，温度表的度数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她的感觉来自她的心情。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谁知道什么时候她有什么心情，掌握温度怎么能跟着她的感觉走呢？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经常在温度问题上故意找茬，借此整人。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有时就大喊大叫一阵，有时还亲自去看温度表。她是怎样看的呢？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感觉冷时，就踮起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江青为了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为了找借口整人，真是挖空心思。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大声喊叫：“这表是假的，去你的！”拿起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这样的结果还算好的，无非是换一只温度表罢了。更多的时候她就大骂：“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你们利用温度残害我，折磨我！”有时还有所指地说：“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使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
江青真的怕冷吗？不是的。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白天到门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
1970年11月份在海南岛，有一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呆就是四个多小时，解小便也不肯上岸。“怕冷”的江青在海水里泡了大半天，既不说冷，也不感冒，岂不怪哉！
江青真的怕热吗？也不是。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秃头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也不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打扑克打疯了，在室内打的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命令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一个七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又潮湿又闷热，但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就是七、八个小时，游兰圃、逛粤秀、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奇怪的是江青并不喊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也够水平，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还叫工作人员把三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还要盖一块黑布。她的床头柜—上的台灯灯泡度数很小，灯罩上不是盖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的“行宫”，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行宫”，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洞。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可是她觉得很舒服。
江青真的怕光吗？也不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给她拍电影、电视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的“四怕”和“四不怕”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权势，故意刁难人、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