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12月17日讯】“目前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什么中国仍然希望通过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花钱去帮助沿线国家生活困难的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同一些欠发达和贫穷落后的国家加强减贫方面的合作。
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改革”的名义圈钱，人为制造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对本国人民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百般压榨和盘剥；在官商勾结中四处抢房抢地，不时闹出人命……巧取豪夺后在国际社会炫耀“崛起”，扮演“散财童子”。这样的匪国，也能叫作“负责任的大国”？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何止是7000多万的农村人口？就是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在漫漫长夜中也早就已经是活不好，死不起，因了当局的血腥掠夺和敲骨吸髓而致贫的，大有人在。苛政把太多的中国人一步步逼进了生存绝境的泥潭。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匪国，算的什么“负责任的大国”？
我年仅16岁的儿子廖梦君，不幸投胎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负责任的大国”，只因我当时坚持在文字层面敦促当局正视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就此成了血腥迫害中的一个牺牲品，惨烈遇害在广东九年有余，“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让谁为这起惨案确实负起责任了？
我被整得家破人亡，“负责任的大国”仍没有放下屠刀。以有形的利刃杀我无辜的儿子，以无形的利刃杀我夫妇俩，“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九年多来一直是这么干的。“负责任的大国”又在杀人，不仅在全面封杀中对一个作家实行饿杀，而且连我九旬的老母和岁余的小女，也一并给饿杀着！
“负责任的大国”用7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我儿子的生命权，以及一个高产作家的表达权。“协商解决”血淋淋的命案，解决了什么？什么也没解决。抗争在广东时我就被弄得债台高筑，这些年举债度日更是成了常态。对我全面封杀到现在，给我造成的稿费损失也不只这70万元人民币。
在遭受迫害前，我用实名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报社通常开给我300元的稿费，以笔名发表同类文章则一般只开60元的稿费。在全面封杀中用笔名写作能否生存？答案是不能。匪类无孔不入，在杀害我儿子之前，就已在暗中扣压我的稿费。在迫害完全公开化之后，我写作就更是无法拿到稿费。
“负责任的大国”图谋让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我所在地的政法系，“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由此我夫妇俩要卖掉这套住房求生也一直求而不得，因卖房我还被打进过黑牢。将住房交给法院拍卖，法院不受理。现在我的窗外挂着监控探头，房子就更不可能售出。
在“维稳”经费高于国防开支的年月，反对者也多催生了食物链。我在万般无奈中不得不面对了乡关茫茫，从事着我所不喜欢的工作。在这之间，我风烛残年的母亲和岳母，先后蹊跷被摔至大腿骨折、股骨碎裂。我不离开属地则已，只要一离开属地，我的亲友就无尽遭到警方的恐吓和骚扰。
“负责任的大国”为置反对者于死地，无所不用其极。我此前的老总在“见中央领导”后，我的月薪即被减半，这之后我发觉宿舍里每周都有人潜入一次，虽无任何东西被盗，但我在那之间却反常地剧烈消瘦。再之后就是宿舍硬要搞成男女混居，我面临随时被构陷的风险，如此也只能辞职。
我所处的困境，让我强烈感觉到“负责任的大国”又在杀人，这是一种长期性的谋杀，杀人不见血的谋杀。“负责任的大国”被黑暗势力所操弄，蛇鼠一窝得全无底线可言。当你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犯时，即便层层上告至皇城，所能见到的也只是一些行尸走肉，全然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
“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四处装阔，总是不吝啬于给洋人大笔奉上民脂民膏，在国内则是另外的一副嘴脸，在穷凶极恶中已是负债累累，所欠的债务也包括一笔又一笔的血债，拖欠至今仍没想过要清偿。“负责任的大国”，在民主风潮中只是全球的一个反面教材而已。
“负责任的大国”又在杀人，不仅在用流氓手段对一个以文为生的作家实行饿杀，而且在对九旬的老人和岁余的婴幼实行饿杀，此乃毒如蛇蝎，此乃丧尽天良。真正负责任的姿态，应该是对绝人之后者予以严惩，对遇害者亲属进行致歉、抚慰并做合理补偿，而不是总想着逼死逼疯我夫妇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