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黑暗混乱的时代，越需要一流的学问。稷下学宫正是战国时代思想之中心。每一个读书人，都应当来到稷下学宫，感受时代之风华。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的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文化教育中心。
稷下学宫创设于齐桓公田午当政之时，它之所以能够在齐国这片神州热土上产生，是与齐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在文化教育上所采取的宽松政策密切相关的。
从齐国的经济状况来看，齐国自步入春秋之后，就成为当时的大国强国，齐桓公(?-前643年姓姜，名小白)时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居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到了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取代姜齐之后，齐国的国势更为强大；其疆域辽阔，成为国土面积为方圆二千里的“四塞之国”，曾与西方的秦国并称为东西二强。据历史记载，当时齐国的农业之富，“粟如丘山”；鱼盐之利“通输海内”，实业之厚，“冠带衣履天下”。齐国都城临淄农工商并重，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已是拥有“七万户”的大都市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稷下学宫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齐国统治者雄心勃勃，素有“以一服八”的壮志，为了实现以齐国王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急需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通过办学的方式为统一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和人才准备，这就是稷下学宫产生的政治背景。
齐桓公。（网络图片）
齐威王形塑稷下学宫的风气
稷下学宫创始于齐桓公田午执政之时，先后经过齐成王、齐宣王、齐餉王、齐襄王、齐王建六代，历时一百四五十年，其创办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对后世影响之大，在当时的世界教育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即位初年，齐国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他听取了淳于髡和邹忌的建议，褒奖好官即墨大夫，把坏官阿邑大夫及其吹捧者油炸而死，使齐国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大约在齐威王元年，即公元前356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积极推行政治改革。一是严肃法律，整治奸臣；二是提拔贤才，重用贤能；任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齐国在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开明的广开言路的政策，创办了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创设不久，齐威王就曾下诏全国，也包括稷下师生在内：
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之过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齐威王这种豁达大度，虚心求治的精神为稷下学宫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也为稷下学宫内外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营造了宽松的人文环境与活跃的学术气氛。
齐威王善用人材
齐威王不仅虚心求治，而且以人材为宝，知人善用。据说，在公元前333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曾向齐威王夸耀说：他有直径为一寸，能光照几十丈的夜明珠十枚，并问齐威王“有否”。齐威王回答：“无有”。齐威王告诉魏惠王，我所珍视的宝物与你不同。他说：我有檀子大夫守南城，楚人不敢向东来犯，泗上十二诸侯(如邾、营、宋、鲁等)皆来朝拜。我有田忌大夫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渡黄河来掠夺。我有官吏黔夫守徐州，迁来顺民千余家；我有种首大夫防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手下的这些勇将能臣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是任何明珠所无法比拟的。同时齐威王郑重宣布，他不以明珠为宝，而以人材为贵，这一席话使魏惠王无地自容。事隔三年之后，齐国大败魏国于桂陵，成为最强盛的国家，“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齐国虽在政治经济上运用法家路线，主张富国强兵，但在教育上却采取开放政策，采取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政策大办稷下之学，使各国名士络绎不绝地来到稷下学宫，使其成为战国时期文化教育的中心和百家争鸣的场所。
稷下学宫初创与发展繁盛时期
据说，齐威王初创稷下学宫时，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士荟萃于此，“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参政)而议论”，这是稷下学宫的初盛之时。
齐宣王在位(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02年)期间，是齐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之时，齐宣王曾大败魏国于马陵，威震诸侯，以至于三晋朝齐。齐宣王喜好文学之士，此时稷下学宫得以迅猛发展，来此游学者达“且数百千人”。据《盐铁论·论儒》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在此，我们不知道《盐铁论》所说的“稷下先生”是否也包括学生在内，如果不包括学生的话，那么，此时稷下学宫中的师生总数应该是数千人。因为仅淳于髡就有“弟子三千”人，孟轲亦有“弟子数百人”。齐宣王当政之时是稷下学宫发展的极盛时期。
齐餉王当政，稷下学宫发展的逆转
齐餉王当政时期(公元前301年-公元前284年)，齐国由盛转衰，稷下学宫的发展态势也急剧逆转。
齐餉王当政后专横跋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国力日衰，民怨沸腾，他不断发动战争，又专门以邻国为敌，南破了楚，灭了宋，北败了燕，西攻韩、魏，八面树敌，终于走上了“亢龙有悔”的绝径。需要指出的是，在齐餉王前期，是稷下学宫发展的最高峰，“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但好景不长，齐餉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肯接受稷下师生的劝谏，由于“智囊团”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所以许多稷下先生纷纷离开稷下学宫，另谋他就，使得稷下学宫出现了人才外流的倾向。《盐铁论·论儒》说：“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接)予亡去，田骈如薛，而孙(荀)卿适楚”。稷下学宫由盛转衰，这是齐国败亡的征兆和前奏，公元前284年，齐餉王被燕国、赵国、魏国、韩国、楚国和秦国的六国联军所败，燕将乐毅攻陷了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亦受到战争的重创，大概停办了五、六年的时间。自此，齐文化开始向燕文化转移、渗透，形成了齐文化的支流。
齐襄王复国当政期间(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3年)，在这二十年里，齐国的失地虽然得以全部收复，但齐国的国力已经大伤，元气大损，更失去了昔日强国的地位。齐襄王虽然重建了稷下学宫，“尚修列大夫之缺”，荀子等著名学者又携其弟子来到稷下，使稷下学宫遂成为百家争鸣的场所。齐襄王虽广揽贤才，但却叶公好龙，稷下先生仍处于“智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的境地，许多人不得不满怀失意地离开这块昔日辉煌鼎盛，曾令所有关心时务，致力社会改革和学术研究的学者魂牵梦绕的理想殿堂。
在齐王建当政(公元前264-公元前221年)的四十余年里，王建庸碌无能，不修耕战，而且放弃与其它五国合纵抗秦的机会，中秦反间计，坐视秦国一个一个地灭掉其它五国，最后以国待亡。此时的稷下学宫虽然能勉强支撑，但却大势已去，就连“好奇伟之画策”的鲁仲连都束手无策，无起死回生之计，不得不“逃隐于海上”。公元前221年，齐国终于被暴秦所灭，稷下学宫亦惨遭战火，走完了自己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征程。
从稷下学宫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历史征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校教育的发展，不仅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也与统治者个人的才能好恶紧密相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