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统战的天才，其实是一套学问。
从“叫父亲太沉重”谈起
我首先为写“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小姐感到不平。我认为艾蓓的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回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与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我想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我的理解是，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用句香港人的口头语，罗青长是为周恩来“食死猫”的。
第一位女人张若名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二零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资料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小超”（周对邓的昵称），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和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而接受宋美龄是很相似的。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王一知．张文秋
中国共产党初期一位著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胡绣枫姊妹
抗战时，我在重庆认识一位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关露，是三零年代初著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份做了汉奸，实际上为中共秘密工作。
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同志们称她为“公共汽”。中央大多数同志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五零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黄慕兰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和金山同居过的另一个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艳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
周恩来守口如瓶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