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截图）
【看中国2016年01月16日讯】海外媒体曾在报道习近平的知青生活经历时称，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七年知青生活的烙印
海外新纪元周刊曾转述《济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道：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就拥进了公社大院。
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像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这15个孩子中间，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着书。”队长石春阳这样回忆说。
底层生活的收获：实际与自信心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的故事，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的全文，习写道：“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延安市东北方向一个叫文安驿的小镇，文安驿往南，沿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里就到了梁家河村，习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本应最美好、但实际上最苦最艰难的日子。他和农民一起睡土炕，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啃着窝窝头，不过在其官方回忆中，他只是含蓄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
不到一年，来梁家河村插队的知青们都回去了，只剩下习一人，老百姓也真正信任这位小伙子了，晚上络绎不绝地来侃大山，能侃什么呢？绝不可能是政治教条，对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什么最能吸引他呢？习当然不会写明，但习说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群众”，其实就是那些后来被他夫人彭丽媛高调提倡的“本土文化”的真实故事写生。
后来有人说习近平信佛，可以推断，习可能就是在农村的日子里建立了“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在中国偏远农村那种传统文化氛围里，是真正能学到“真实”的自然大学。
十多位村民徒步送他到了县城
当时习近平与村民的感情超出了一般的交往，到习近平1975年秋天被推荐读清华大学要离开时，有十几个村民硬是要步行60华里（约30公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村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五元五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一个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能让农民们自觉地感到这样的亲近和依恋，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梁家河的农村生活，对习近平的一生可谓意味深长：那群人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也足令他成为被当今的天象警示在执政心理上冲击最大的人物。
习近平是如何走进清华大学的，他这样回忆说：“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渴望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
“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电视剧《知青》遭老知青反感
当时大陆电视台还在播放50集电视据《知青》，据说很多当年的老知青呼吁停播，习近平本人也非常反感此剧。
中共建政后，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边远农村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特别是毛泽东利用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之后，他发现学生没有利用价值了，1966年高考已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上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于是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据官方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
中央电视台播出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后，引起众多大陆观众的强烈反感和怒火，恶评如潮。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用自己亲身经历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三口井，每口井都至少30~40米深，水桶是用铁轳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轳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黏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据说，1974至1979年有2万5690知青死亡，其中60%是非正常死亡。
耶子对知青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
很多知青认为，当年的知青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女知青的血和泪，而《知青》这部电视剧美化文革，“把狗屎当香料”，很多民众强烈要求央视立即停播该剧，并检讨对文革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