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与溥杰。（网络图片）
年关过尽，雨水春分，沉寂了一个冬天的万物逐渐回暖 。黄历上说开春是大吉之时：宜祈福，求嗣，开市，入宅，诸般顺意，大概也适于称帝建国。
长春城内有三万户贫困的家庭都在这一天分配到了大量的粮食，城外大量的帐篷开始为无家可归者搭建起来。在一座宽敞的院子中，一些身着蟒袍皮帽的宫廷要员们正朝着漆满珠宝的皇冠模型练习着伏地长拜，屋内一个高度近视的青年男子即将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
——《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登上《时代周刊》的日子是三月五日，这一天正是中国节气中的“ 惊蛰”，关外天雷乍起，众多陈伏日久的势力隐隐抬头。
按照“帝师”郑孝胥的规划，“这个复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康熙一朝疆域，那时的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总是将溥仪感染到不行不行。
不止于郑孝胥，同样为了“大清梦”聚集于满洲“小朝廷“的遗老遗少还有大有人在。清王朝的崩溃对于当时的文人而言打击却不仅仅等同于政治上更迭，在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道统面临空前挑战的特定时空，晚清遗民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前辈。
陈寅恪先生说，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清朝，不过是他的落脚点而已。
只可惜每个一个风云百年的朝代，总会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篇，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如果说满人入关前的历史是清史之首的话，溥仪的小朝廷时期就是清史之尾。对于清史之首的研究，诸多学人浓墨重彩；而对于其尾，人们不过是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团花絮。
郑孝胥双眸如电生嗔，性格张扬桀骜，又好使气骂人，孟心史言其“一生负气”可谓及其准确。清廷覆亡，其在困居海藏楼的日子里，他自称一统，以诗泻忧。然而与一般的”文化遗民“不同，郑孝胥的所作“同光体”中总有着一股令人闻鸡起舞的壮烈情怀。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也好，罗振玉也好，王国维也好，他们总希望自己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营建的一片乐土，实行的是传说中的“王道”。
不过“道”是什么？对这些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许它包括用世，包括礼义，也包括君臣，文化 。然而对于民心、大势，它却总是太过冷酷，又太过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