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拆毁的北京古城墙。（网络图片）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向我回忆起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向我回忆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用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也是随便一说。”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的周永源，生前向我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曾回忆起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回忆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用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也是随便一说。”
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的周永源，生前曾说：“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
其实，关于古城拆与否的斗争早就开始了。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早在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备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应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极力表示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即现在的东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激烈争论。对古城的拆除行动越来越多，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5月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