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自从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去农村监督劳动，我就作好了长期被管制的打算。但是，刚经过“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大跃进，鹿寨县的“钢铁卫星”升天后，不几天就被通知：全部参加大炼钢铁的右派分子立刻集中到县城附近的黄斑园艺场，实行教养改造。
不到一年，我们几位原来在县委大院工作的老右，可能是由于劳动、生活接触比别人多一些，而被怀疑为有不轨行为，竟以“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连夜遭到搜查、拘留，最终逮捕，被关进鹿寨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又经过了四百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未经任何审判手续，就收到了一张“刑事判决书”，获得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九死一生忆迁江
1961年4月13日——这个被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凌晨四点多钟左右，晨曦未露，鸦雀无声，六名武警，个个荷枪实弹，人人眼露凶光，在所长赵文秀点名后，我与其他10名同监难友，上了囚车。
抵来宾县后，武装看守人员，与鹿寨县公安局的押送人员办好了交接手续，由迁江农场的干部替我们松了绑，上了农场的一辆大货车。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来宾县的陶邓公社，步行约半小时，进入迁江农场二中队。抬眼四望，全是一派荒凉景象。因为在看守所关押太久，原来早就盼望着早日送农场劳动改造的心情，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心里暗自思忖：“这岂不是才出了牢笼，又入罗网了吗？”
原来在看守所早就饿得半死的囚徒们，已是个个骨瘦如柴，坐卧无力的半条命，现在下得车来，东倒西歪，坐睡卧跪，千姿百态。正当大家唉声叹气时，来了一位农场的管理干部，此人看来还算和善，按照花名册一一点名，将我们像货物一样验收入库。今后的日子，我们即由他们长期看管。
一到农场我就当起了在别人枪杆子底下被人严管而又要严管他人的犯人小组长。更想不到的是，这一“乌纱帽”竟然扣在我头上长达十年之久，直到我出狱后，才把它扔给了农场。
我所在中队的全部囚徒，都是被饥饿折磨成半条命的苟延残喘的人。平时到伙房取饭打开水，都已东倒西歪，弱不禁风，哪还能上工地去劳动？所以刚到的一个月里，天天都是带领组员，排好队，在武装看守的警戒线内蹓跶、散步、聊天、晒太阳；除了保证没一个人逃跑外，也不准一个人进监舍睡懒觉，因为干部们担心这些半条命一睡不起。
眼看春耕生产迫在眼前。全中队118人中，经医师检查、干部批准的病休人数都在80人以上，剩下一二十人只准半休，被强制送到工地作半劳力。
这时，开始不时传闻外队饿死人的小道消息。我所带领的病号们，倒床全休的人有增无减，不少人连散步晒太都不能参加了，普遍都作好了死在农场的最坏打算。全队百分之百浮肿病。
粮食定量指标，名义上每月18市斤，但不是白面或大米，而是十分粗糙的木薯粉。每日六两木薯粉，分成早中晚三餐，用罐子兑水蒸成稀糊糊，每餐一罐，拿到手上三分钟就喝光。百分之百的人都把洗罐子的开水喝得一干二净，太宝贵了，实在舍不得倒掉啊。
眼看春播在即，中队领导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大会，不但干警犯人全部参加，而且队长夫人也到席了。姓常的老队长作了报告，他说：“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粮食指标是少了一点，这点指标也还是来宾县粮食局供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新办场，自己还没能生产粮食，只好吃低标准。”他边说边把自己的裤脚捞上膝盖，用手指不断挤按着脚肚和脚面对大家说：“现在不光你们浮肿，我们干部和家属都浮肿哩。希望你们安心改造，在目前的春耕生产中，积极出工，把红薯、玉米、陆稻、花生播种下去，等秋收后，生活就会得到改善的。”
就是在这个“撑着拐棍也要下工地，为春耕生产出工出力”的鼓动下，我带着病号组的组员参加了春耕春播。在翻耕熟地时，常有上年漏收的木薯红薯被拖拉机翻露出地表，组员们抢着拣起，在身上擦去黄泥就生吃起来。拣得蚂蚱青蛙，活生生地就一口吞下肚子。在种花生、玉米、红薯时，也公开偷吃，被干部斥责、训示、掌嘴、罚跪……可是，对于饥饿难忍的囚徒们来说，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你什么打骂？人啊，到了这种求生绝境的边缘，斯文和面子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农场各队天天传出死人的消息（场里面统统称之为“病死”），我们队也开始出现“病死”现象。此时，场部公开宣布了两项紧急措施：一是允许犯人家属立即来场探视亲人，送食品、粮票、现金；二是各队伙房自制一种叫小球藻的营养汤加入木薯糊糊内食用。一时间，向亲人求救的信件，发向了四面八方。
到农场将近三个月，坐卧无力，头晕眼花；开始悲观，经常萌发“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是，上有年近花甲的老母，下有入学就读的女儿，还有情深义重的爱妻，我不能不给他们一个清白的交代啊。就是在这种既矛盾又绝望的状态中，我向妻子发出了难以启齿的求援信。
半个月后，妻独自一人，挑着大袋小袋的食品、粮票、现金，从龙胜——柳州——来宾——合山——白鹤隘，再步行近二十里山路，带着老母亲的重托，前来农场挽救我这个濒临死亡边缘的亲人。
当天到达时已近傍晚，管教人员允许我与妻子另开小伙，吃了我入监后的第一餐夫妻团圆饭。妻偷偷地告诉我，由百鹤隘到农场这段山路，太荒凉了，太可怕了。一个年轻女人，挑着十多斤的物件，单身穿行在四野茫茫的山间小道上，既害怕虎狼，更害怕坏人。最吓人的是在—处不知名的峡谷里，要横跨一座二十多米长的铁索桥，而十多米高的桥下，又是奔流直下的咆哮山洪。尽管有多害怕，还是冒着掉下桥底被山洪冲走的危险，一步一晃地，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对岸，全身冷汗淋淋，手脚都瘫软，坐在桥头才敢哭出声来。是什么力量鼓舞着妻去完成了她这一离奇而惊险的深山孤旅？我想，除了正义感与同情心之外，必定还有爱的伟大力量的支持和激励。听了妻的令人后怕的讲述，看着妻那副万分疲惫不堪的模样，我的喉头立即梗塞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过于自私，为了自己，竟令爱妻跋山涉水，担惊受怕，万一在荒野中出现一点意外，我怎么向家人交代？我沉重地对妻说：“这个鬼地方，你下次不要再来了，再苦，我会有办法顶过去。”
想不到农历八月中旬，妻又独自一人挑着各类食品二次到了迁江农场。由于山间小路不易记，竟又迷路误入荒野，当日不能到达农场，而晚上竟露宿一户农民的屋檐下。第二天凌晨，脸都不洗，空腹赶路，中午时分才到达农场。在管教人员的监视下，我含泪对妻说：“上次就告诉你不用再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啊？”妻说：“下星期就要开学了，我必须提前赶回学校做好准备工作；开学后，我没有时间来看你，又要等一个学期才能来，怕你挺不住啊。”唉，太为难妻了！她把维持自己生命的食物节省下来，把整个假期都用到我这个半条命上。人性、亲情、爱情，鼓舞着我挣扎在生死线上，完成我见证历史的使命。
在迁江农场将近半年的劳动改造，由于病饿交加，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真正的劳动过；讲得实在一点，其实就是在饿着肚子等死。所有人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全队118人，已经有七、八人去场部医院“留医”，都不能回队，人们心知肚明，肯定是“出院”去“土耳其”报到了。人人都害怕不知何日轮到自己去“留医”，去“土耳其”、去……
当玉米中耕季节到来时，中队干部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公开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全场在最近要全员调离去其他较好的老场。
起死回生石榴河
三天之后，我们中队一百来号人，早上离开迁江，下午就到了鹿寨县境内的石榴河农场。它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个直属劳改农场，距鹿寨县城仅四公里，铁路、公路穿场而过。有一条人工引水渠道——当地人称石榴河。
石榴河农场的粮油肉菜，早就全部自给有余了。所以，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粮食指标提高到每月28市斤，而且是按大米计算；到伙房实际操作起来，还有适当的自主。所谓自主，就是把28市斤指标，用三分之二计大米三分之一计杂粮（如一斤大米折一斤半干玉米或五斤红薯）。每日三餐平摊，可以全吃干饭，比起迁江农场那种睁着眼睛死撑强得多了，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
当时我们来到石榴河农场，恰恰是夏收夏种季节。俗话说得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到达的当天，适逢全场开始收摘花生，而我们所在的队，仅花生即近千亩之多，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当时很多人走路都还离不开拐棍，竟然争相报名出工，百分之百上了收花生的工地。这种劳动积极性，居然还感动了主管生产的邓队长，当场给予了一番表扬呢。收花生，每天除拔花生用两个小时外，都是坐着摘花生，在这种环境中，谁又挺得住，敢讲不动嘴吃花生呢？我们那时认准了一个理：总不能因为我们吃花生，你就不要我们去收花生了吧。于是吃花生反而形成了一个运动，胆大的居然还带回监舍吃起宵夜来了。囚徒们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或明或暗地进行传播：
一、吃要吃，干要干，老吃不干属捣蛋；
二、吃饱为宜，不要过度，过度拉稀，吃亏自己；
三、保命事大，放下架子，批评莫怕。
花生，你以你丰富的营养，复壮了一批待毙的生命，挽救了一批濒临死亡边缘的灵魂。你保护了一批创造财富的苦役犯。
在迁江农场的饥饿，造成了我们一百来人的“病”。经过一个多月的收花生运动，除几位确是老弱者外，我们百分之百地都已同时脱离了险境。那种恐怖的饥饿岁月，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恶果，一万年以后，神州大地都不应重复这个令人寒颤的错误。
在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好转后，大家积极投入场部开展的队与队之间的“劳动竞赛”，迎接来年的春耕生产。场部又向各队宣布了一项土政策——各中队以小组为单位，平均每人划给一分旱地，作为小组的“自留地”。具体的做法是：“在各组耕作区内，把地头、地尾的边角零星地块，按人头每人一分划给小组，由组长负责安排到人，只准种植红薯、木薯、玉米、瓜菜等作物。种子、化肥、农药可在中队大田中耕植保的同时，按需供给。小组利用节假日集体护理，收获时按谁种谁收分配。
种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各组全年的收获，一般每人可收得干玉米20斤左右，或者红薯一百斤，木薯高的可得三百斤，一般也在一百斤以上。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也不可能相信，在人民公社大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劳改农场反而出此下策！可见，同是一个党和政府领导，只因掌权者的选择差异，其政策产生的效果竟是天壤之别。我们这些被专政者，亲历或亲自尝到了这个丰收的实惠——每天每人可加餐玉米三两或红薯五斤的食量，长达一年之久。这对于经过长期饥饿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天大的赏赐。可惜这一政策，次年就取消了。
我原是在鹿寨县总工会工作，如今落得个阶下之囚，且送回距县城仅四公里地的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改造，这个消息不几天就传到了我原来的几位好友那里。记得好像是在十一前后吧，县新华书店的经理乐景戎、售书员潘春锡、县人民医院的邹传孝，以及当时设在鹿寨县城的广西军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文化教员杨绿、黄鹤松，珠江航道管理局技术员廖勋等几人，结伴到石榴河农场探望我，给我带来了食品、烟叶、衣物等。在队部的接见室里，我猛然见到几位昔日的至友，顿时目瞪口呆。我一万个想不到，也万分地惊讶。在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七斗八斗的政治环境里，别人避之犹恐不及，他们竟敢不顾个人政治安危，不怕惹来政治麻烦，不考虑招来引火烧身的可怕后果，跑到农场这种对付阶级敌人的禁地，探望一个已被无情打落在阶级斗争漩涡里的朋友！我万分无奈，相对无言，羞愧难当，热泪盈眶。我自被打成右派及右派反革命以来，除了白发老母探监第一次流下悲愤的眼泪外，这是第二次的真情感动，双眼饱含热泪，在无声中潸然而下。
会见的时间当然是很有限的，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不到十分钟。在宝贵的十分钟里，他们在管教干部的监视下，把带给我的物品，一一点交后，还说了些什么话，我一概茫然。我只记得我是在沉默中度过那难耐的十分钟，好像谢谢二字都没来得及说一声，管教干部就代我送客出门了。事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深情厚意愧领，定当后报。农场禁地，今后不可再来。切切。”
1979年，右派脱帽改正。我专程拜访上述几位挚友，重聚鹿寨，俱已白头，感慨万千，难以言表。后来各自工作都已调动，但我们每一年的春天，都约定分别在桂林、龙胜、柳州、鹿寨、桂平聚会一次，风雨无阻。可惜好景不常，进入九十年代后，乐、邹、杨、黄、廖五位仁兄竟先后作古，所以，2003年我再访鹿寨时，发出了“鹿寨知音今何在？洒泪捶胸看坟茔”的哀号！我虽是一个不成熟的无神论者，但是，面对友人的遭际，我却信服先人说过的一句俗语：“好人不长命，祸害得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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