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的墓碑》之二(图)

2016-03-20 07:38 作者: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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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食堂(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3月20日讯】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三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

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年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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