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只要你脚踏在这块土地上，你就拥有一切平等的权利。（网络图片）
三年前，我们举家迁至美国，工作签证，不是移民，属于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到美国的时候，我儿子Andy刚刚过完三岁生日，他之前在北京时，就因为语言和社交滞后见过医生，因为年龄小，不好判断，再加上他程度很轻，所以最后一个资历很深的医生明确告诉我们：你儿子没有自闭症，放心吧。
但到美国半年多后，Preschool的老师向我们反映了一些Andy的情况，让我们有些担心，学校负责人建议我们去找学区做个评估，以寻求帮助。
我打电话给学区，他们告诉我，写一个情况说明，交给他们就可以了。于是我写了半页纸说明了一下情况，然后去了学区的办公楼，考虑到国内机关办事之难，去之前我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门卫拦我怎么办？办事人员刁难怎么办？让我补充其他材料怎么办？需要看相关证件怎么办？等等。
然而事情简单顺利得出奇，唯一的耽搁源于我努力寻找一个不存在的门卫，最后我直接进了学区大楼的门，随便找了个人问我儿子这样的情况应该找哪个部门，那人把我带到那间办公室门口，跟一位女士介绍了几句，那位女士很客气地说：你就把这张纸留在这儿吧，我们会给你电话。然后我就出来了。
大约一周之后，老师说，学区给他们电话了，会有一位相关方面的专家来学校观察Andy的情况，过了两天，老师又说，那人已经来过了，并在课堂上观察了Andy并作了记录。
几天之后，学区来电话，约我过去谈话，我见到了那位专家Frank，后来才知道他拥有儿童教育方面的博士学位，是学区特殊教育的Case Manager，相当于团队的头儿吧，他和另外两位女士，一个social worker，一位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一起来了解情况，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担心，于是他们安排Andy来接受评估。
评估的日子到了，但因为我们一直在家跟Andy说中文，Andy对英文测试不太配合，他们试了几下，说：这样对Andy不公平，我们会找几个说中文的专家来给他再次测试。
大概在美国要找几个这方面说中文的专家确实不容易，十多天后，他们才安排好了几个说中文的专家来测试Andy，每个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从各个专业角度来进行测试。
最终报告出炉，Andy在语言和社交方面滞后，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学区将专门为他制订一个学习计划，他们称之为IEP，在IEP的会议上，除了我们夫妻俩，另外还有7个人，都是儿童教育及特殊教育方面的专家，至少拥有硕士学位，他们和我们交谈如何设定Andy的学习目标以及相关事项，其专业程度让我头晕目眩。
之前在Preschool的时候，我们每月要交1200美元的学费，因为6岁以前的教育还没有纳入公立系统，不能免费，而且我们还必须自己开车接送孩子，但一旦被纳入IEP，学费全免，而且立即校车接送，无论离学校远近（通常2英里以内是没有校车接送的）。老师和学生的比例也很高，平均每三个孩子有两个老师。
我心里有些发虚，特别在IEP会议上，那么多人开会就为了讨论我儿子的教育问题，态度那样认真诚恳，根本不问我是哪国人，户口在哪儿，住满几年了，等等。我非常谦恭，认真聆听，充满感激，但这仍然不能让我踏实下来，因为我没法从以前的生活经验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解释这种善意。
后来，我的朋友沈博士，一个在美国呆了近20年华人，听了我的疑惑后，解释说：这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按他们的价值观，只要你脚踏在这块土地上，你就拥有一切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任何人施舍的，而是你生而具有的，你只管踏踏实实地享受并争取你应有权利好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逻辑，而且我也决心捍卫这个逻辑，它让我不再心怀忐忑，不再有被施舍的感觉，一种从此“站起来了”的牛逼感油然而生。
Andy入学以后，在学校和家长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进步，英语也突飞猛进，发音字正腔圆，我们十分欣慰。然而，入学半年后，Andy的情况有所反复，出现了一种罕见的症状：Selective Mutism（选择性缄默），我们和老师都发现了这种情况。这时候，我的一位邻居Kelly, 一位漂亮的美国妈妈，她也有一个轻度自闭症的孩子，了解情况后，鼓动我们不要被动等待，而应该积极寻找新的方案，她还无私地分享了很多重要信息。我们了解到，在公立系统之外，还有一些收费极贵的特殊学校，学费每年达到十万美元以上，只要向法庭证明学区的特殊教育方案不适用于你的孩子，那么你就可以转到这些学校去，而学区必须支付昂贵的学费。
于是我们找到了Kelly推荐的律师，律师听了我们的叙述，说有98%的把握。她推荐了两位独立的评估师，去学校观察Andy，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
我很奇怪学校居然那样配合这两位来找茬的评估师，使他们非常顺利地得出了报告。接下来我们专门要求召开了一次有双方律师参加的会议。学区主管，大概相当于中国教育局长的职位，也参加了，我们说已经约了一家最好的专门机构来帮助Andy解决他的Selective Mutism，评估费用是3500美元，后期费用不详，希望学区帮助我们支付。
学区主管简单说了一句：我们会支付这个费用。双方律师同时记录下这句话，我意识到，我不用担心不会履行，因为这句话已经是呈堂证据。
然后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帮助Andy，我必须承认，即使我以最挑剔的眼光去看他们，我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推诿，他们极其专注地讨论解决方案，毫不介意我们是带着律师来的，也毫不介意我们随时准备把他们告上法庭。这种诚实与专注让我震惊，我意识到，我必须以同等的诚实去对待他们。
会议结束，律师出来对我们说：“That’s a great team.”
最后的评估结果以及律师的建议，认为学校的教学非常好，转换环境意义不大，而学校也与那家专门机构密切配合，专门对Andy设定了教学方案，几个月后，Andy便走出了困境，并开始再次飞跃。
这次经历，让我零距离地体验了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办事方式，在完备的法律框架下，每个人都有路可走，谁也别想仗势欺人，想到儿子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作为深爱他的父母，我们倍感欣慰。法律如此真实地体现出维护个人权益的力量，看清楚这一点之后，我真正地感觉自己“硬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