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网路图片）
西元1854年的秋天，从香港开往上海的飞剪式帆船“艾奥纳”号在南海遭遇了台风。搭乘该船前往上海的有几名英国外交部的实习翻译，其中一位是北爱尔兰人，前一年刚刚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毕业。这个矮小的19岁青年相貌不很起眼，带着一副乡下人看西洋镜的好奇表情东张西望，在漂泊海上的三个星期里，他和其他乘客一样只能吞咽花生：此后他一辈子都不愿碰这种吃食。
虽然祖先范•赫德曾是追随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与法国作战的海军将领，但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某天他意外看到了一张以荣誉校长克拉伦登伯爵（时任外交大臣）名义贴出的布告：英国外交部拟招募一批毕业生前往驻华使馆工作，担任翻译和随员。罗伯特马上报名，并获得家人的支持。临行前父亲塞给他50英镑路费：对一个年收入仅有几百镑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罗伯特在香港随港督兼驻华公使包令学习中文，颇受好评，旋即乘“艾奥纳”号前往上海。当时他多半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以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闻名于世。
60年后的1914年，一尊背手含胸的铜像在上海外滩九江路竖立起来，人们从中英双文的碑铭上读到他的生平：鹭宾•赫德，前大清帝国太子太保、头品顶戴尚书衔海关总税务司，三代正一品封典，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大英帝国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获得者，从男爵—这正是“艾奥纳”号上那个羞怯的旅客。
赫德曾司掌中华帝国海关48年之久，使这个新机构始终维持廉洁高效的运转，并把邮政、灯塔和海底电缆引入中国；赫德还是自强运动的要角，以《局外旁观论》等见解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在军事、外交领域的变革，于“同光中兴”不无贡献。
然而对这个精通中文、喜爱东方音乐的“洋和尚”来说，“客卿”身份既是平步青云的基石，也时时带来困扰。对内，赫德以“中国人民的同胞”自居，以其专业知识与职业态度服务于清政府，获得“驯顺近礼”的称赞；但他也深深卷入清末复杂的政局，试图为己寻租，被李鸿章目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的小人加以提防。
说到底，赫德更像是一位现代职业经理人，他关心的主要是关税收入和经济秩序稳定，对中国改革的建言、对西方在华利益的监护乃至与英国政府忽远忽近的关系都服务于这一主题。而缺乏专业人士的困境，使他的任职竟能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可谓空前绝后。只有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才会出现这么一位“帝国合伙人”，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合伙人崛起
刚到中国时，赫德担任英国驻宁波使馆的见习翻译。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1858年前往广州，任驻粤领事馆首席翻译。很快辞去了领事馆的职务，参与组建广州海关。1861年赫德代理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两年后升总税务司，开始了四十余年的海关生涯。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有“土著”海关建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确定广州单口贸易制度后，朝廷即令粤海关统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关税。但此际的中外贸易形势胜于实质，朝廷对“四夷宾服”的满足感大过从贸易中获利的冲动，加之担心洋船蜂集、不便管理，旧海关的技术相当粗率，收入也较少。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占岁入的3%。1842年后，单口通商变为五口，朝廷仍以旧海关负责人在新开埠地区筹建新关，并以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实质仍是老一套。这五个海关人手既不足，又缺乏统一章程，自然难有业绩。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缒城而走，江海关衙门也遭洗劫。如此一来，洋商乘机拒纳关税，并向英法等国代表寻求许可。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认为：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清政府与欧美各国关系尚处于微妙阶段，明火执仗地侵害中国利权会带来冲突。为体现公允，英法美三国领事决定在租界成立一个具有国际色彩的新机构，“暂代”瘫痪的江海关执行关税征收和缉私任务；作为回报，两江总督怡良批准洋货只缴纳一次进口税，在内地流通不必另行纳税。
1854年7月，新的江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代理副领事、22岁的李泰国（Horatio Lay）之手，规定：英法美三国领事每人可推荐一名外籍人士担任税务司（最初为领事代表），由他们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一体联合行动；税务司可以自由调阅、核对海关文书账册，所有公文非经其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装卸货物准单、税款收据、结关准单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经税务司副署，不得签发或使其生效。1855年，李泰国本人成为江海关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通商口岸增加到15个，李泰国竭力说服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江海关制度推广到其他商埠，获得恭亲王首肯。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
但李泰国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在上任之初就捅了大篓子：恭亲王委托他在英国购买一批蒸汽舰船、“协剿”太平天国，李泰国却企图搞一个“英中联合舰队”，让中国人出钱雇佣英籍官兵操纵外购舰船，听命于他本人。朝廷当然不能容忍这种野心，1863年11月李泰国被解职，留在北京替他代管日常工作的赫德因祸得福，接替了其职务。这一年赫德不过28岁，已经由清廷加按察使衔、成为三品大员；1869年又晋级布政使，官阶从二品。
与骄横轻狂的李泰国相比，赫德从少年时代起就形成了谨慎温和的个性，他在上任之初致信各口岸税务司，要他们对中国官员以礼相待，并敦促本国商人服从管理。在注重礼仪和形式的中国官场，这种谦卑的姿态当然吃得开。
不过排除形式上的客气，“中国海关”本质上是一个国际化的独立王国，人事、行政权力都由外籍雇员掌控。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报检员以上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人各9名，其余德意志人5名，丹麦、瑞士人各1名。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为防止舞弊，赫德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既无从插手、又不通内情，使得海关意外保持了高效和廉洁，与清廷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朝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大包大揽，和185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的动荡不无关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岁入大宗来自田赋，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会对仅占岁入3%的关税太过上心。但席卷16个行省的“发匪”在起事第一年就耗尽了户部存银，加之作战省份无法解拨京饷，中央财政事实上已经瘫痪。与此相反，伴随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管理规章的建立，洋税收入逐年见增，成为一项规模可观的财源。和名目繁多、操纵在地方督抚之手的厘金（内地商业税）相比，关税的来源更为清晰，中枢自可以更方便地掌控。鉴于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恭亲王语），朝廷也就不打算插手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海关业务，以免引发财政动荡，而让赫德的人马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于是，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英法的1600万两军费即由关税收入拨出。
1866年后，对外赔款已经付清，六成洋税便由朝廷分拨给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自强事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9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朝廷又从六成洋税中每年拨出400万建设海防。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所耗1470万两的英国贷款也系以关税作为担保。
自强运动的参谋
除去征收关税外，赫德还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海关的附属职权。1868年他下令在海关体制内成立海务部，负责勘测水文、疏浚航道、绘制航行图表、制定航行规程、建筑灯塔以及其他助航设备、港区规划管理、航行气象保障等工作。中国第一批灯塔、引水船以及保证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标、信号灯便是在这个海务部主持下修建，到1911年为止共设置灯塔及引水船180座/艘，航道浮标和信号灯250具。
同样在1868年，第一艘海关缉私舰开始执行任务，1887年又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3艘钢制蒸汽炮舰，专事打击海盗、海上缉私以及查禁从新加坡到中国的鸦片贸易。1887年10月，海关关舰“福州”号成功铺设了从台湾淡水通往福建厦门的中国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线。1896年，朝廷又批准开办全国邮政，由总理衙门管辖，以赫德总司其职。
比这更值得一提的是赫德在晚清自强运动中的角色。早在1865年，他就以一篇洋洋4000字的《局外旁观论》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言，直指中国“内情坏而外情险”、“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的现状，提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精练海陆军、派遣驻外使节、兴办工业，如是必能使“民化而国兴……无难为万国之首”。这番谦卑而不失尖锐的策论，后来成为总署向各地督抚征集整顿海防建议的引子之一。而朝廷对《局外旁观论》的第一项积极回应，便是批准赫德在1866年带5位中级官僚和同文馆学生赴欧考察，此即晚清第一个遣外使团斌椿使团。
仅仅充当高谈阔论的清客并不能使赫德满意，他希望在自强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重要性，甚至为整个革新事业充当设计师。1874年台湾事件后，总署组织各省督抚展开海防筹议，决定外购欧洲舰船、编练新式海军。嗅觉灵敏的赫德察觉到商机，马上电令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 Campbell）调查阿姆斯特朗公司正在研制的新型炮艇，并把技术资料传给了主持海防现代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赫德宣称，新炮艇吨位虽小，却可以击沉日本的铁甲舰，价格也较低廉。李鸿章考虑到这种小艇对防守海口颇有帮助，在1875年订购了4艘，1878年、1880年又分别增订4艘和3艘，即著名的“蚊子船”。1879年，又是在赫德操办下，李鸿章以65万两白银的价格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2艘钢制无防护巡洋舰，这就是北洋海军最早的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
或许是这一切进行得过于顺遂，赫德竟也和当初的李泰国一样做起了“包场”中国海军之梦。他仿照自己治下的海关设计了一个“海防总署”的框架，由总理衙门直辖，赫德本人兼任总海防司。然而这个计划几乎遭到一切势力的反对：欧洲各大造船厂不愿使赫德垄断军火掮客业务，纷纷派代表直接前往中国，与各地督抚联络；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则为自己的母国德国造船厂招徕生意，价格更加优惠。更要命的是，李鸿章最担心赫德的“热心”会损害他本人对海防事业的主导权，便授意幕僚薛福成在1881年致函总理衙门，抨击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总海防司”之梦最终胎死腹中，赫德举荐的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也在1890年被迫辞职。
催生“门户开放”
在外交观念上，赫德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治家高度一致。他们厌恶成本高昂的大陆业务，喜欢借助贸易、宗教等柔性手段感化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在这种观念驱动下，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兼职外事顾问，处心积虑避免其他大国彻底瓦解中国。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海关关舰“飞虎”号在台湾海面为灯塔运送补给时遭法国舰队扣留。后者致函赫德，称只有接到巴黎的命令才能将“飞虎”号送回。赫德担心战事蔓延会带来更糟的政治经济后果，当即致电金登干，要他以中间人身份和法方接洽，名为索还“飞虎”号，实则试探媾和的可能性。1885年1月，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总理兼外长茹费理会面，带去了由赫德草拟的五项谈判条件；2月底，赫德在北京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在赔款和越南问题上让步，金登干-茹费理会谈随之转为中法官方的正式接触。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长毕乐在巴黎草签停战协定；6月9日，双方又以该草约为基础正式签署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赫德的“业余外交”最著名的一项业绩。
有趣的是，赫德与驻华英国使节之间的关系颇为尴尬。1869-1882年任驻华公使的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相当不喜欢赫德，1876年《烟台条约》谈判期间，威妥玛三番两次以开战为要挟逼迫清方让步。赫德认定他的太极功夫比武力恫吓远为有效，主动出面斡旋，促成双方签约，私下却被威妥玛骂得狗血淋头。威妥玛的后任、老资格外交家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同样属于对华强硬派，对赫德不无微词。伦敦倒是对赫德的工作颇为欣赏，巴夏礼在1885年去世后，英国外交部发表了由赫德继任公使的任命。后者考虑了两个月，最终拒绝了这项美差，他私下告诉好友、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自己和中国政府关联太深，一旦成为公使，任何决定都会被英国舆论攻击为软弱，落得个吃力不讨好；况且海关内资历、才干仅次于他的德璀琳是个德国人，一旦他本人离开海关，这个独立王国就会被德国人占据，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然而，事情在甲午战争后起了变化。1896年赫德在为清政府洽谈英德两国银行的1600万英镑借款（为挽救对日赔款后濒临崩溃的财政）时，注意到法俄等国代表远不似十年前来得客气。
赫德注意到港英当局关闭了他设在新界的税关，意识到伦敦也卷进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为担忧。这种新趋势显然不符合他本人笃信的1850年代外交思维，为了加以抵制，赫德把自己的担忧告知了江海关税务司何璧理（Alfred Hippisley），后者在前往美国度假时，把赫德恢复“利益均沾”原则、反对灭亡中国的意见传达给了密友柔克义（WW Rockhill 后曾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当时是美国驻塞尔维亚公使，国务卿海约翰对他信赖有加，在柔克义提议下，海约翰于1899年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稳定，避免因瓜分中国发生直接对抗。 “门户开放”作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外交的指导大纲，在后来的历史中作用突出。这可以说是赫德“业余外交”结下的意外果实。
1854年以来，赫德始终长居中国，只有在1866年和1878年两次归国省亲。不过进入1907年，他的日子变得相当难过：多年助手和密友金登干病逝，正在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则打算收回关税管理权。赫德本人多年来饱受背痛和关节问题困扰，与子女关系也不睦。这年冬天，这个72岁的老人上书朝廷要求“请长假”，获得了批准。1908年4月13日，赫德乘火车离京，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他再也没能回国销假，于1911年9月20日病逝在白金汉郡家中。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轰然崩塌。江海关为纪念他们的领袖，在1914年为赫德打造了那尊著名的铜像，这个低头含胸的英国人在九江路继续“站”到1942年，被对英宣战的日军拆毁熔化。它在中国只存在了28年，比现实中的赫德还要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