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3日，红卫兵与造反派纵火烧毁孔庙文物。（网络图片）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13岁，他告诉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几天的破坏，数百年也无法恢复
1980年代，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看到了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2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从1990年起，刘亚伟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寻找亲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会主要成员，但他闭口不谈。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终于开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说点吧？老伴同意。于是就一点点说。
时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羞辱孔家 陈伯达指示挖掉孔坟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写于1966年11月的《讨孔战报》。
在曲阜，很多孔府后裔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炸毁孔坟 动用雷管和炸药
1966年的11月29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戴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大量珍贵文物被洗劫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73年2月24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孔令贻的墓如今位于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寿88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45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
“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也曾有人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1979年，中共出于统战需要，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