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人们一般把这个“通知”的发表看成是“文革”的开始。
50年前的今天我不到13岁。那时我可没什么可狂热的，因为是个“狗崽子”，父亲是“右派”和“特务”，母亲是“叛徒”；我的内心很是绝望。“文革”给我感觉最深的是对人格的不尊重。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讲求人分三六九等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或许你会问“中国不是特别讲究尊老爱幼的吗”，是的，可那时尊敬，不是对人格的尊重。我父母成了“阶级敌人”，我自然就是“狗崽子”，我们都是“下等人”，或不是人。人一旦被煽动起来，对“阶级敌人”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有篇我以前写的有关帖子。
附录：“清队”那一幕
幼河
2012年08月11日
“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是“文革”初期一个有计划的具体步骤。始于1968年初；什么时候的结束不得而知，因为好像“文革”那些年一直在“清理阶级队伍”，也没有什么“具体计划”让其结束。
1969年春，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扫地出门”，从科学院第一宿舍搬到一个大杂院；原因当然是我父母在“清队”中是“被揭露的阶级敌人”，只差“定案后将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不知道怎么有那么“罪大恶极”？
其实当时不仅仅我父母有“罪行”，北京文化事业单位里大批的知识分子都在“清队”中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非人折磨。记得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中午，那时北京晴天无风的时候天总是蓝的。我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也就是我们新家附近的一个胡同口匆匆而行。在路过一个官方出版社的时候，忽然看见从边上一个建筑工地的大门里走出长长的一队人，大约几十个，都被一条长绳子拴着右胳膊。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个铝饭盒或者大搪瓷饭碗什么的，这应该是去出版社的食堂吃中午饭嘛。
可他们为什么被长长的一条绳子拴着？我可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属于“清队”中“受审查”的人。受审查就非得用一条绳子拴着吗？这是怎么对待人呢？！嘿嘿，当时如果您如有“阶级敌人的嫌疑”时就不能有人的待遇了。可以说那时我常看见这样的景象。我在1968初刚刚就近入学成为“初中生”的时候，那所中学的“革委会”给新生们上的第一堂“阶级教育课”，就是让被长长绳子拴着的一串“牛鬼蛇神”走到台上来“通名报姓”。他们上了台就九十度地弯腰。在一个“革委会保卫组”的“红卫兵”高喊“让牛鬼蛇神自己通名报姓”后，一个个猛地抬起身子，声嘶力竭地大喊自己的名字；当然，每人喊名字前是要在自己名字前加恰如其分的“头衔”的，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历史反革命”，什么“右派分子”等等，五花八门。这些“牛鬼蛇神”就是这所中学教职员工中的“阶级敌人”。
我清楚地记得那貌似滑稽，却比恐怖还要瘆人的场景。能想象吗？一个小老太太，一身尘土的破旧衣服，戴个眼镜；她戴个眼镜，面色土灰，狂呼“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丁XX――”。我相信这都是中学“革委会保卫组”那些高中“红卫兵”想出的主意，他们就是要对“牛鬼蛇神”进行非人的折磨。不但在学校里，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出版社里也演这样的丑剧。
我想这从建筑工地大门里用长绳子拴着走出的人们大概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男男女女差不多都一把年纪，和我父母岁数相仿。在建筑工地干活让他们满身灰土，头发又脏又乱；每人都是一身脏破的蓝衣服，像一群囚徒。
读书人近视的人多，于是他们大都有一副眼镜。眼镜后面那双眼睛木然无光，谁看他们都毫无反应，好像他们只是牲口一样的活着。这是1969年的四月，如果“清队”从1968年初开始，那他们就已经有一年多不能有人的待遇了；有些人恐怕时间会更长，会从“文革”刚开始就成为了“牲口”。
我之所以仔细地注视他们，是因为我母亲和父亲当时都是这种境遇。他们在“清队”中“受审查”，每天都干重体力活，街道上的孩子们向他们扔小石头……
对了，我父亲“清队”开始时是这样，但在1969年春节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后就被抓走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去了。
当时在仔细注视他们的时候，我又一点有点疑惑。首先是那条长长的绳子是如何拴到他们右胳膊上的？仔细一看，原来每人胳膊上拴个小绳子，小绳子再系在长长的大绳子上。另外，我没看见有人押送他们。后来想想，他们有没有人押送也不会跑的，那时“无产阶级专政”无比的“强大”，往哪儿跑？既然跑不了，为什么还用绳子拴着？就是要羞辱他们嘛。而且我还相信，这些“被审查”者是被迫自己把自己拴在长长的绳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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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6年夏天我因小手术住院。有天夜里忽然外边救护车来了很多。第二天我才知道，头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来的年轻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都发了狂。他们举着“红宝书”狂呼着“毛主席万岁”向天安门城楼前猛冲猛挤；结果玉带河前的矮墙被挤塌，大量的人都掉进河里，有几十人受伤（大部分骨折）。我夜里听到的救护车声就是拉这些受伤的年轻人来医院（我住的医院距天安门广场很近）。据后来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讲，“红卫兵小将”们被踩掉的鞋子堆得像小山。
我早上听到医院门口有歌声，去了一看，正是这些受伤的年轻人在兴高采烈地唱。他们说虽然受了伤，但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其中有个小子在哭，因为他没看到“毛主席”就掉进了玉带河。你能想像当时年轻人的这种“狂热”吗？这种狂热真的可以驱使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可以说根本不怕死，毫不在乎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此，他们还能尊重“阶级敌人”的人格吗？
我总在想，长达10年的“文革”中种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其实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那就是对人格的不尊重。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对人格的尊重又在什么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