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多为实践“理想国”。（图片来源：Pixabay）
中国历史上，农民每次起义，多为奔向“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国”。
理想国不曾实现
“贵贱均贫富”名言出自宋朝著名农民领袖钟相之口。原文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句名言在当时引来大批追随者，他们奋不顾身地跟着钟相奔向“理想国”。
可叹，虽然前赴后继，钟相的“理想国”并未实现，这样的“理想国”从未实现过。
为什么？因为没有保障，所谓建立“理想国”，全凭一句口号，或者带头大哥“做尧舜状”。
事实证明，带头大哥是靠不住的。
不管是钟相还是杨么、或者其他农民起义领袖，带领农民冲向“理想国”手段，大都是“杀富济贫”。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杀富”可行，“济贫”未必。到最后，大哥富了，还是当皇帝，穷人却还是穷人，还是要缴税纳粮。
史料显示，钟相向追随者许愿的同时，聚敛了大量惊人的财富。钟相杨么的床都是金子做的，但大多数跟他们干的穷人，还是天当被地当床、风餐露宿。“杀富”一直在干，而“济贫”却充其量是短期行为。所谓“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国”早已露了马脚，后来没有进一步实现也并无可惜。
高人看《水浒》，也往往注意到注意点，只见梁山好汉劫富不见梁山好汉济贫。可是不论“杀富”的真相如何，碾压在底层的人们仍然乐于传播这一“成人童话”，甚至常常喜欢主动把这个“成人童话”编织得更为圆满。
这是因为这个“成人童话”寄寓了传统中国民众的精神本职——小农理想，当他们对生活绝望的时候，就希望有一种神奇而又正大无私的力量重新分配世间财富，这是他们的梦想和精神支柱。很多时候，他们宁愿这个海市蜃楼些，也不愿意此梦在眼前活生生地破碎。所以，他们一次次上当一次次健忘，乐此不疲地神化许多给自己圆梦的“无私英雄”。
古代理想国难成之因
于是，钟相等“无私英雄”就习惯了用“杀富济贫”凝聚人心，他们深谙，如是凝聚的是底层人们对平均主义理想国的渴望。从历史上看，“杀富济贫”之所以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应，盖因古代中国人对于“公正”的看重多集中在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上。在农民起义追求的理想国中，“平均”成为整个农民群体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将“平均”当成“公正”的追求成为古代中国人对于“公正”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
其实，这样的“理想国”一旦实现也断无长久好日子可期。依那样土匪般的手段，“理想国”即便一时实现，对社会活力和激发生产力也毫无益处，带头大哥照样走皇帝的老路，或者连一个正常的皇帝都不如，又当皇帝又当神去折腾百姓，到头来只剩噩梦。
以平均主义为旗帜的古代理想国，恰恰是误读“公正”。难道你让一个好逸恶劳的人，去和一个勤劳耕耘的人，去享受同样的财富，这是公正吗？后来经过近代启蒙的民众终于认识到这一点：贫富不均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不均不能来自不公。所谓“公正”，强调的是机会与权利的平等，即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竞争机会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等等。在这样平等的前提下，或贫或富都是令人服气的努力结果。
古代理想国始终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现代理想国却离我们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