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周恩来:从暗恋到暗斗(图)

2016-06-12 06:39 作者: 赵无眠

手机版 正体 3个留言 打印 特大

2016/06/08/20160608155218910.jpg
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网络图片)

提示:都说共产党残暴杀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讲义气...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被评为“荒诞手法集大成者”的中国历史作家赵无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来》中,对江青与周恩来的历史渊源做出深刻探析。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擎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涛、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涛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涛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忠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伙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著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周恩来也是响当当的文革派

朱德年纪大,位高而职闲,已不大关心政事。林彪体弱多病,一直处于半休状态。他以为军功和对毛的忠心被大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自足,毛为了加强在党内高层的说话的影响力,并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部署。那时的林彪,尚无野心,也没有积极参政的兴趣和冲动,完全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叫怎样干就怎样干。毛在七大常委会的阵营中,真正能够对党政军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个周恩来。

可见,把周恩来割出“文革派”之外,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后,一批文革新贵崛起。其中权势最大、后台最硬、能量最大的当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职位是副组长,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中共九大会议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此再也未能越过这一位置。她虽然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见官大三级,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从与礼遇。要在一个个手握国家重器、功高位显的文臣武将中赢得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得联合其他势力不可。这些势力有:

陈伯达的“秘书派”,旗下大将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出身,曾直接与闻党的最高决策和机密,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炮制,上达天听,下传旨意,又年轻气盛,能说会道,个个都是好竹竿子,没有长期战争年代形成的复杂关系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头地的雄心与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闯将。

林彪的“军队派”,旗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的妻子叶群。这些人掌握著中央军委的总参、总后的实力,控制了大部份军区、部份海军和几乎全部的空军。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一度受到冲击、批判,经老首长林彪解救,才重获权利并逐渐结为死党,九大会上全部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倒刘战役中最大的赢家然而也输得最快和最惨。文革之初,林、江合作,双方亲亲密密各怀鬼胎,有过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后出现矛盾。

不管是谁当权,都少不了周恩来

康生的特工系统和谢富治的公安系统。康生自投靠毛泽东以后,察言观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宠幸。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有“党的理论家”、“坚强的反修战士”、“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为“康老”。谢富治当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执掌公安部,是搜集对手罪证、迫害异己的直接帮手。

柯庆施的“上海派”。柯庆施是坚定的毛派。善于揣摩毛的意图、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在他的极左风格长期经营下,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于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书、后提拔为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是他留给江青的一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张春桥又一手推荐、培养和提拔了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张、姚二人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领袖。林彪垮台后,又拉进一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组成四人帮。

除了柯庆施,还有一位来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文革初调到北京,不久升为政治局常委,仅次于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传,主持大部份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度也是江青拉拢、联合的对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将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员,事实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识抬举,不服江青的指手画脚,经常顶她,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网络罪名,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死于非命。

周恩来的“务实派”。周恩来的实力是最强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曾这样评议他:“不管是谁当权,是我,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来。”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文革,和没有毛泽东的文革,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与捧场,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条路:根本玩不转。

毛泽东的大管家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那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贺龙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说来说去,总不脱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前,江青与毛泽东经常发生争吵、斗气。无非生活习惯的差异,鸡毛蒜皮本是夫妻间难免的事。但双方的个性都极强,闹到各不相让,江青便只得找周恩来哭诉,由他出面调解、劝说,让毛泽东化怒气为春风,让江青破涕为笑。正如当初异口同声地反对,中共中央机关从最高领导层到一般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从心理承认和瞧得起这位夫人,只有周恩来对她待之以礼,不含半点歧视和轻蔑。这给心性敏感好强的江青以极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渐化解敌意环境带来的伤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终于等到二十年“约法”到期,一跃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周恩来在毛、江家庭关系上做好事,充当黏合剂与稳定剂的作用,绝不仅仅在延安时代,而是持续到建政以后,甚至文革期间。都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谁管?

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风的《沁园春·雪》,一身质朴挥洒的风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请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催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作出决定,不准贺子珍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江青最信得过的大好人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年馑两岁多的岸红托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岸英死于抗美援朝战争,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担当大任,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份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周恩来的恩惠,江青当然不会无感于心。从她一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生活,就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以信赖、最善解人意、最能排忧解难的好人。毛泽东说江青;“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不对,周恩来就是一个好人。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于是骑马而行。小路狭窄,江青策马在前飞奔,周恩来紧紧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周的马骤然受惊,后腿直立,将周摔下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其实不确。江青刚入毛的帷帐,毫无根基,连窝都没呆热,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君子之风十分信赖、敬重乃至倾慕,若说是心怀什么“愿望”还差不多,哪有一点“怨”的影子?往最坏处说,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久经情场风波,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虽说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无一丝勉强,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很难想像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满头油渍的长发、脾气火暴、抽烟、吃茶叶、嗜好辣椒和肥肉、经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比江青大十六岁,曾赴东洋、西欧,到过苏联...对生长于北方、个性开放好幻想、喜欢读外国小说、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讨论过的,作为一位公众情人,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爱慕的对象。

第一次“示爱”人仰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爱”──说得重一点是调情,说轻一点叫“示好”,就闹得人仰马翻,伤筋动骨,实在晦气。这应该是一种预示,在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坛上,这样的非份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右臂终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于废了半只手。

待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像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周恩来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伤是战争年代不慎落马所致。江青倒台后,才有一些加忆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与周比试骑术:“周副主席,咱俩看谁骑得快!”结果周的马受惊,摔了下来。再后来的文章,又忽而将“比试骑术”一节删掉了,只说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致周恩来马惊被摔。还有些文章欲盖弥彰,说“比马”根本就是瞎扯,没有的事。

据知,所有关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都要报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阅”,显然,审阅机终于道出了这一故事中的调情味道,觉得有损于总理的形像。

江青希望毛泽东向周恩来学习

但我们仍可从被删剩的部份,判断出确曾因“比马”而摔伤:江青策马飞奔,如果周恩来不也策马紧紧跟上,怎么因前面突然勒马而受惊?周摔下马,扶著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来,卫士们才匆匆赶上,可见他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只有周、江二马当先地在前冲,如果不是比马,卫士们怎可不紧随其后?男女之间的比试骑马,本来没有什么,还可以看做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泽东)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后来江青名声太臭,倘若让爱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来竟然这样玩过,怎么说得清楚?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在江青居苏养病时担任翻译的俄国女子卡尔图诺娃,曾撰回忆录《我给江青当翻译》,也谈到江青倾慕周恩来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问我,想不想见见周恩来。我当然想,有谁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周要来吃午饭,江青请我也按时来。我准时到了,可是周恩来已经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满了。”然后“那一次江青动情地也谈了周恩来的许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仅只限于暗恋,而且是江青单方面的倾慕,而且这种感情实在称不上过份。江青自嫁毛泽东以后,至少在文革以前没有过感情上的越轨记录,──谅她也不敢。

周恩来是积极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搞成什么规模、时间多久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革命洪流,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当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围攻和批斗,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关押、劳改、判决直至枪决。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江青一样,其他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会集体出场表态,厉声申诉,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唯一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所有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无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誓死扞卫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康生,尤其是陈伯达,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从感恩戴德的情份上,总还有一种说法。周恩来功高位显,驰骋政坛数十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凭什么要向江青表衷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往往只记录下康、陈这些百经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藏起来,好让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唿:“誓死扞卫江青同志!”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恒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垣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他去世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不少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份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林彪倒台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时,就不把他们划为“党和人民的孩子”了,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以绝后患,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补充指为“省无联”黑手、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陈光弟,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

江青对周恩来不满,正是在于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护了大批官僚,势力急速膨胀。林彪倒台后,“毛主席司令部”内林、周、江三派人马的鼎立之势被打破,周恩来在倒林战役和收拾烂摊子中立功甚巨,趁机抢占位置扩充地盘,眼见得毛泽东遭沉重的精神打击而飞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以来周恩来,令江青骤生忧虑与疑忌。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因肺心病发生休克,醒转当著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托后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决心要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挑战并打垮周恩来,稳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继承大业。

此时江青的人马进入最高层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张春桥支持和培养起来的上海造反工人领袖,不料继林彪之后被毛泽东亲自挑选为接班人,一跃而成为党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张、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组合到一起,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后的事情了。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书籍指“受四人帮迫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为四人帮的形成较晚,其活动也主要是宫廷争斗。就像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一九二一年以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在大规模迫害早已结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四人帮”,它怎么可能去迫害那么多无辜呢?

精心策划的“红都女皇”事件

岁月的流逝,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没日没夜的操劳,使身体一向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终于被衰老和癌症击倒。而江青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却越斗越勇,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鸿章”、“批宋江”、“批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投降派”、“走后门”、“中庸之道”、“经腹主义”、“洋奴哲学”、“洋务运动”……连篇累版,轮番轰炸。周恩来除了硬撑病体与之周旋,尽力支持被他保护、收编、选中并力荐复出的邓小平外,还窥准时机不露声色地予以反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红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多次长时间接见、会谈,陪同游览,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经历,不免自吹自擂,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结交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一夫人。至于“超规格接待”,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球员、民间团体代表等等,诸如前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维特克回国后,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维特克所著的书呈献给毛,毛阅后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重话,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象大损,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没写过什么《红都女皇》,只写了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红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由于周恩来的安排,她才采访江青。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份被周恩来要去“审查”,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归还。回到美国,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元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几星期后,有人乘维特克外出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维特克推测,《红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不是没有道理。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国家机密”,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而燃起怒火?

长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意图,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当周的眼线,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当面怒斥林立衡,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

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为通风报信。周深知江青对自己由深恋到深恨的感情转变,而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他这一巧妙的、不现山露水的、四两拨千斤的机谋尽管毒辣,却是可以理解的。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