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截图）
【看中国2016年07月21日讯】很明确，围绕电影《没有别的爱》所发生的系列事件，都是政治事件。也很必然，作为事件结果，一元化的霸权统识获胜，国族大义压倒一切。
但事件中各方人士的身份、权力关系、行为诉求、心态变化等更微观的政治（micro-politics）却被遮蔽。看不清、甚至看不见的东西可能不少，大约有：
并不享有言论和网络自由的中国网民，与操控自媒体的资本集团的话语争夺，由此发泄掉了南海争端所聚集的爱国戾气；策动本次群众运动的共青团，充分向太子党表达了忠心；参与合拍片的国外演职员的意识形态，与本地文明的冲突达到了新高度；当某些人将演艺界的名利争夺置换为“统一／分裂祖国”时，其便享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写出三千字的戴立忍与发布道歉视频的水原希子，人格上已萎缩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当国族政治成为“政治”的唯一内涵时，我们似有必要寻觅一下被铁马战车碾碎的残肢断臂，尝试拼合，以还原可能的真相，找回起码的公平。
“道歉文化”之历史和现况
中共党文化中的“道歉”不等于Say Sorry，而是与“检讨”、“交代”、“认罪”（Confessions）等词汇同义或相近。而“道歉”基本离不开这样几个范畴：身份说明、历史澄清、事件细节和悔过。
网民“围堵”戴立忍时，反复逼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认为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两道必答题，只能说“是”或“否”。更可怕的是，问者心中早有答案，假设你说谎或答错，便罪加一等，这叫“不老实”。假设你为此解释，便罪上加罪，名为“狡辩”。一旦这类提问出现，意味着政治审查和身份甄别的开始，当然是有罪推论，不然不会来审查和甄别你。接下来将实施的惩罚无论为何种，都具绝对合法性，而你已丧失基本人权。
这种政治行为，从延安开始，皆为群众运动方式，延续至今。运动名称多样：整风、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四清、批武训传、反右、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腐倡廉、唱红打黑⋯⋯经审查和甄别出的“敌人”称谓也繁多：老虎、特务、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牛鬼蛇神、境外势力、贪官、黑社会分子、台独、港独⋯⋯
当年那些“敌人”，假设有权保持沉默或含糊其辞，就不必经历车轮审讯、暴力抄家、亲属株连、写检查、游街批斗、下放劳动等了。今天的戴立忍和水原希子的遭遇及成因，是历史传统使然。只不过，事件推进的场域在自媒体上，可效果依旧为：毁你名誉、株连亲属、停止工作、颠覆人际关系、精神恐吓⋯⋯
我们可拿戴立忍的“三千字”，做个多向度比较，如下：
一、电影演员赵丹于1967年入狱的前中后期，每天以“叛徒”身份写检讨，事无巨细。其中一份名为《全面的认罪书》，开首第一段是：“我父亲是南通北洋军阀张仁奎手下的一个营长，之后不干了，开了个电影院，成了资本家⋯⋯”。甚至连赵丹没做过，只是想过的念头，也要做检讨，比如“为什么要演刘贼少奇”（注1）。
对比戴立忍声明的家史部分，何其相似。同时，对一些他因不知而为、甚至别人为之的事，都要细细交代，比如参与有民进党背景的活动，不相识的人推举自己做区立委候选⋯⋯当然，我们可理解为戴导演谦卑有礼，且热心公共交谈。但不能忘记，如此“交谈”的前提为：当事人及其朋友受到了网络暴力的胁迫，其事业蒙受了损失。
二、名伶言慧珠，1957年反右时朋友劝她不要死：“妳不做检讨，戴上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日子暂且不说，小清卿（言慧珠的儿子，当时约一岁多）怎么办？”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写道：“所有的政治运动，最典型的场面便是参与者、卷入者的相互攻讦，彼此出卖。⋯⋯在攻击与被攻击中，两败俱伤，彼此都是贱相和丑态⋯⋯言慧珠在遭众人射杀的同时，也被加工制造成一粒子弹，射向⋯⋯。”（注2）
如上文字讲出了两件重要的事：
（1）每位道歉者都是不自由的，都有一位亲人沦为强权的人质。朋友面临大困境，足令戴立忍低头，何况女友亦被网络暴民围攻。
（2）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转化，是非常轻易的。15年前，赵薇为某时装杂志拍图片，所穿服装图案酷似日本军旗，引起抗议，尽管其连发三次声明，其中包括两则道歉，但还是在演唱会时遭人泼粪。而今，她却成了出尔反尔与朋友划清界限的那一位。
这两件事不仅可说清戴立忍和水原希子的处境，也能照见出香港铜锣湾书店5位书商的遭遇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抉择。
三、几天前，一位90后维权律师的助理获取保候审，她在微博上发了3封公开信，引起观者回响。信的主要意思包括：因年轻，才醒悟自己的工作是协助境外机构抨击中国法制等，对不起祖国，感谢民警帮助⋯⋯其中一封明确指证一位协助过她的律师有罪，且很快传来该名律师被她起诉的消息。（注3）
中国司法不独立，人人得而抨之，而是否境外机构，及资源从哪里来，根本不是重点。90后律师助理微博与戴立忍所写：“过去我参与公民运动是社会参与，并非起于政治行动⋯⋯”，皆为似是而非的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分离，无法严密表述，似是而非的逻辑，往往是人格萎缩状态的特征之一。戴立忍和水原希子，与赵丹、言慧珠、铜锣湾书商、90后律师助理皆失去了自由，他们内心的煎熬及未来可能的不堪回首，应较类似。
在没一个人是安全的国度，每个人的家人都可能是“人质”，自己也随时成为“人质”。故而，本次事件的各种参与者：具体的某位网民，艺人、艺人的朋友家人、资本家、政治力量⋯⋯都随时可能轻易调换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成为别人棋子的同时，也可能掌握著别人的命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幅张贴在北京街头的海报。（AFPPHOTO／JEANVINCENT）
酷刑与“中国梦”
曾输出革命到欧洲、南美和东南亚的中国，绝对是与时俱进的，其不但掌控了社交媒体（自媒体）、也完全懂得如何使用其来发动群众运动。这算不算“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表现之一呢？但起码从现象上来说，中国依旧在提供一种政治奇观，也就是：充分利用人性中的孤独与无助，不仅把当前世界第一的极权国家运作得生机盎然，并再次向世界输出其价值观，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梦。
香港的朋友比较单纯，问过我两个问题：
一、“中国梦”的横幅贴在街上，行人看到其实是怎么想的？
二、中国外交官总说些奇怪的话，一听就是谎言，他们真认为别人能信吗？──我曾用同一个内容尝试回应过：谁都知那是谎言，并以为保持不理会，散布谎言的机器就永远不会来找自己；而“机器”却根本不在乎其散布的话有多蠢，因你们明知我蠢，依旧拥护我至今，不但说明我的统治有效，且你们也真心认同，这才是最重要的。
傅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过如下的场景：
“1751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前公开认罪’，他应‘⋯⋯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鐡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1757年4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报》描述道：‘⋯⋯达米安反复呼喊：‘上帝，可怜我吧！耶稣，救救我吧！’圣保罗教区的牧师年事已高，但竭尽全力地安慰这个受害者，教诲在场的所有观众。”
法国大革命后，国家以建立监狱、学校训导等“轻柔”的方式，替代中世纪酷刑，惩戒方向由肉体转向心灵。但在资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仍不经法庭审判，在“爱国”名义和党刊带动下，民粹群众公开凌辱可能的不同政见艺人，进而规训大衆必须遵从其非法的规则。于是这一回，我们听到了戴立忍和水原希子受刑时的“呼喊”。那么，上一回是谁呢？周子瑜吗？那下一回呢？
中国网上有一个涉及超过30位港台艺人的黑名单（注4），按他们言论、行为分为“高危”和“低危”艺人，以告诫他们未来可能的合作者：你们也许将成为下一个《没有别的爱》剧组。这种规训的趋势只会越来越严、细和暴力：这回是你不说某些话而批斗你，下回是你不用标准普通话说某些话而批斗你；这回是你转发朋友图片或点赞而批斗你，下回因你曾有过这样的朋友（即便已解除友情关系）而批斗你⋯⋯
在如此情势下，我的观点是：理解、同情并宽容“道歉者”，但只要哪怕多一位愿坚持的少数派，我们都应极珍惜并尽全力支持，以为将来保留哪怕很小的可能性。我更愿意相信：当“国族政治”唯上时，“知行合一”方显公民本色。
2016年7月18日
注释
1.《赵丹的文革交代》，作者：李辉。
2.《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
3.部分摘自考拉（赵威）微博上的三封公开信：〈致朋友们的一封信〉、〈震惊与愤怒〉、〈亲爱的老妈，生日快乐〉。
4.“明星无法远离的喧嚣，“政治劣迹”艺人全新大名单”，来自微信公号：娱乐八卦联合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