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画像。（网络图片）
公元1640年，河南灾荒严重，朝廷腐败，人民赋税深重，痛苦不堪。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声势浩大，使崇祯王朝惊恐不安。
其中，以陕西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发展尤为迅猛，在很短时间内就组成了1万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所以，深得民心。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后，许多名人志士，如牛金星、李岩、宋献策、顾君恩等人都慕名投靠。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除贪暴”的政治纲领，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声威。不久，起义军连克秦、晋、楚、豫大片地区，连陷荆、襄、鄢、安陆(今鄂中一带)等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李自成定都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为襄京，自立为新顺王，积极整编部队，准备北伐京都，彻底消灭明王朝。
李自成的起义军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崇祯皇帝夜不能寐，非除之不可。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决定派督师孙传庭总领数万大军，火速前往襄阳剿匪。在大敌来犯之时，李自成毫不畏惧，频频迎战。然而，战况不佳，屡遭败仗，只好坚壁固守在襄阳，一连数日不敢再战。他一面号召城中军民“挑土筑墙以自守”，一面思考破敌之计。他认为襄阳不可久留，必须另择合适之地，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他集思广义、以商对策。公元1643年，起义军在湖北襄阳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制定了关于北伐的战略决策，史称“襄阳定策”。这次会议为扭转败局起了关键作用。
会议一开始，牛金星首先发言，他说：“我军在襄阳立足未稳，官兵就大举进犯。对此，我军应先取河北，迅速攻占京都以断其后路!”大将杨永裕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河北贫脊荒芜，不宜进兵。目前，应按兵不动，据守襄京，截断北方明军粮运，待机进取。”大家对他们二人的意见都不表赞同。这时，兵部从事顾君恩发言：“我认为留守襄京，队伍长期侷处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难成大事，其策失之缓。此时直捣京都断敌后路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太急。不如先取陕西省的关中，回统帅桑梓之地，秦邦百二山河，富有传统，群众基础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依赖其人力、物力发展壮大队伍，伺机攻取山西，再进攻北京，足以建功立业!”李自成最后发言，他说：“依顾从事之言，我军应向陕西方向突围，以后该如何呢?”顾君恩说：“我军进入关中之后，当招兵买马，扩大兵源，训练队伍，养精蓄锐，伺机取山西，而后直捣京都。进退有余，实为万全之策!”他说的很有道理，众人听了心悦诚服。李自成听了也很满意，立即决定组织部队迅速向陕西方向突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雨哗哗下个不停，起义军已人不知、鬼不觉地弃城而走。孙传庭知道后天已大亮，忙派兵追击。无奈老天不保佑，雨越下越大，一连下了几天瓢泼大雨，把官兵浇垮了。李自成突围成功，在西安建立了根据地，反明决心日益坚决。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人称“闯王”，拜牛金星为丞相。翌年，明军一面大肆围剿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一面对付满族皇帝努尔哈赤的骑兵。李自成看时机成熟，开始大举进军山西。10月，起义军乘胜攻进京都，崇祯皇帝在一片喊杀声中于景山御花园上吊自杀。从此，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李自成的起义军所以能迅速推翻明朝统治，这绝不是偶然的，除了在政治上提出了深受群众拥护的主张外，在军事上，制定和实施了襄阳战略决策，乃是夺取胜利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