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秋，我新婚燕尔，在呼市西郊孔家营子居住。9月9号下午四点，我从果园回来，远远听见哀乐声响起，周而复始地在空中回荡。快走到供销社时，突然看见那里的电杆下聚集着好多人在听广播。我似乎听到了些什么，但是听着听着就觉的不对劲了，这次不是一般的大干部了，前面说的一大串职务，都是导师、统帅、舵手这些，莫非是他？毛主席？简直太不可相信了，太突然了，之前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他是要活一万岁的呀？当然草民们心里明镜似的，从古至今哪有活一万岁的，除非你和阎王爷沾亲。但活一百五十岁是北京的专家刚研究出来的呀，是完全可能的，现在还没到一百岁嘛！毛怎么这么不经活？他的命怎么这么脆弱、不争气，这么快就交代了？……
我吓坏了，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犹如天塌地陷，犹如一颗彗星正以每小时五万公里的速度朝地球飞来。虽然毛死了，我心中有点窃喜，但不知道没有毛的中国将会如何？日本鬼子会重新占领中国？蒋先生会反攻大陆？我不得而知……我骑车径直向市里奔去，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回家和母亲商议！
在回市区的路上，我看到路上的行人们都停下了脚步，聆听路边电杆上喇叭里传出的不幸消息，人们都自动低头默哀，很多人止不住放声大哭。
那时，母亲已经病休，我到家时，她正在翻阅《圣经》，她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也不知该如何表达“毛主席死了”这样的意思，当时全中国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得出口。说“宾天了”“驾崩了”母亲也听不懂。于是我低声对她说：“毛主席逝世了！”
母亲没听清，反问：“失事了？啥失事了？”
我只好贴着她的耳边悄悄地说“那个姓毛的老汉死了！”
“啊，毛主席怎么会死呢？谁都能死，他也不能死啊！不是说要活一百五吗？”
我说出这句话，如释重负，但母亲顿时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悲哀中带着惊恐。母亲说：“唉呀，他死了，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咋过呀？”
那时，许多人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中国就要灭亡了，然后心情都非常忧郁，心想没有了毛泽东可咋办？资本主义要复辟，地主资本家会反攻倒算杀害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会变色，然后劳动人民就要被剥削被压迫，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我倒没这样想，我只是在想：“地富反坏右”这些贱民们的噩运是否已经到头了？
9月18日，我参加了呼市新华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那天下午两点整，广场上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鸦雀无声，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
三点钟到了，市内所有的警报气笛齐声鸣响。汽笛声后，高音喇叭中的哀乐开始在空中回响，新华广场万人默哀。哀毕，庄严的《国歌》《国际歌》又随之响起。
我站在队伍里，紧闭双唇，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听那高音喇叭里传来的，不知听了多少遍的哀乐声。这些单调的音符，仿佛充塞了整个空间，并觑准每一个缝隙，让它们无可逃匿。突然，离我不远处，一个人倒下去了，像中了枪弹，却没有一点声音。周围没有人动，是不敢动，还是不知如何动？直到场外负责警戒的人来了才把他扶走。转眼间，一切如初，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而，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姑娘倒在地上，情景重复如上。追悼会时间不长，但加上开始站队和等待的时间，对那些身体或精神脆弱的人来说还是太长了，他们真的挺不住了，就好像大救星死了，中国就挺不住了一样。
那天，会场内外都事先安排了很多治安保卫人员和医护抢救人员。这个安排还真的派上用场了。有好多群众当场哭的昏迷过去了，工作人员迅速将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因为救护车不够，忙不过来，工作人员就用担架把昏迷职工直接抬到附近的铁路医院，好像在战场上抢运伤员一样，悲痛、紧张、压抑。
退场的时候，有的人仰望着毛像迟迟不肯离去，有的哭抽筋了，两条腿不听使唤，站不起来，只好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慢慢退场。
我站的位置靠前，又不敢东张西望，所以，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倒下。几年后，我调到了内蒙古电管局上班，一天上班没事，我和办公室的一位女同事闲聊起这件事，她说：“还说呢，我就昏倒了！”我问：“当时什么感觉？”她答：“开始就是感到有点热，心里发空，后来就越来越站不稳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脑袋‘嗡’地一下就倒下了。其实我身体挺好的，那天也不知为什么。”我问：“咱们单位当时昏倒几个？”她答：“不知道几个，反正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后来我也坚持不住了。”她边说边笑，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凝重。
那天，我看到所有的人们哭成一片，虽然也想装，但就是哭不出来。也许我的心肠有点硬，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没感觉到“老人家”对我有什么恩情，我17岁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20岁又被打成“内人党骨干分子”，期间九死一生。
当我低垂头颅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周围数百人的嚎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常常暗自落泪，但现在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我不能无动于衷，此刻必须痛哭！于是我疯狂地搜索悲惨的记忆，忽然想起文革中“邱书记”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的皮开肉绽的情形，及邱书记被屈辱歪扭的胖脸，老泪溢出……我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看到有许多人哭得死去活来，我后来问他们：“你是怎么哭出来的？”有人说：“我是想到1960年挨饿的事，就哭出来了。”有人说：“我是想我奶奶被饿死时的情况，就哭出来了。”还有人说：“站在队伍里觉得不哭又不好意思，想哭又哭不出来，于是就想最悲催的事：被别人打？狗日的，不可能，从小到大都是我打别人，后来我想到了老爸，一想到他挂着大牌子，弯腰站在批斗台上，被打手打的满脸是血，就哭出来了……”。
哎呀！一晃快四十年过去了。毛依然躺在那里，当时的孩子们现在也都年过半百了！
近日北朝鲜的金正日寿终正寝了，在电视上看到平壤的人民如丧考妣，捶胸动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样子，让我也回想起我们的1976年。
听说在北朝鲜，部队战士每天也只有四两玉米面，一个个面有菜色，饿的皮包骨头。为什么仍然如此热爱他们的领袖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好友说：“政治领袖等同于精神领袖，也就是教宗！这种离世的悲哀，是常有的事，罗马教宗如果一下子离世，很多西方人也会是这个样子！”
他还告诉了我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一句话：“过往的行人啊，请不要为我哀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二战时攻打瓜岛的美军士兵问班长：“对面地堡里的日本鬼子为什么都在喊万岁？”“万岁是啥意思？”班长说：“万岁，就是一切都结束了”。
我于是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