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陕西镇安上访农妇李立芳被送精神病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8月09日讯】什么是精神病？医学上的不聊了，我不是一名医生。我只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有着各式各样的精神病，比如你用了外国货，会被爱国者骂是精神病，你见爱国者砸东西，你也会觉得他们有精神病。你说你是一个公民，你要享受公民的各种权利，立马就有人骂你：“你有精神病啊？别整天说自己是公民公民的，你就一平头老百姓。”这时候估计你连回骂他们有精神病的欲望都没有了。孔三妈当年很有名的一骂：“你少拿纳税人说事。我最恶心动不动就一口一个我是纳税人就如何如何的，你给我滚你妈的蛋。”这叫兽都能在电视上明目张胆的犯精神病，我们的社会确实病得不轻。
从庙堂开启的精神病源头
有个公务员辞职了，而且还是从国家部委级别的部门辞职的，有人称赞这位辞职的妹子是巾帼英雄，也有人蔑视这位辞职的妹子说神经病。那幺妹子为什么辞职了呢？一个原因是很忙，忙我是理解的，毕竟你是为国家服务的人，但忙的是什么内容呢？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妹子说：“开个会，就是推稿那些一两个字、那些四六句对仗、押韵，要了多少寿命啊！若是国家级的活动，更超出普通人的想像。一场记者会、一个会议、一次会见、一次合影，背后得用多少人的血汗、多少套方案、多少个日夜不眠、现场得打多少鸡血，才能顺利运转，恐怕只有在电视台大型直播节目后台的副导演和导播级别的人能想像到，还未必是体会到。”
这位妹子的话，我是很能感同身受的，曾经我也在一个部门工作过，那种生活，基本上就是把你从个性打造到一个小框框中，你基本上不能有任何个人思想，每天确实很忙碌，因为你不忙碌，喝茶的老爷们就没有喝茶的休闲时光了。有人会说：“不爱干就滚蛋，走了还说什么不好？当初为什么进来？”于是这位妹子的另一句话就更有味道了：“你觉得大材小用？最初打印桌签、放进有机玻璃的桌签架里、亲自去摆好的，也是个985大学硕士毕业的科员，70后（我们办公室的老一点的同志）。”
我只听说过，在国外，好的大学生都是积极投身到社会的人文、科研等工作，积极为这个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观以及改变生活，方便生活的科技领域，在国外刚毕业的年轻人投身到公务员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因为再怎么说，你公务员也是一个服务阶层，你并不是创造效益的阶层，你也没要贪污或者比其他人待遇好的特权机会。真正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努力的，永远是每一位辛苦在社会一线的人们。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何会如此不正常？其实有病的不只是一些人盯着高高在上的庙堂，更是高高在上的庙堂舍不得让自己放下身段，也更舍不得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能够踏踏实实的被民众所监督。
妹子说对这个工作没有认同感，所以走人了。而我当时离开那个单位只有一个想法，我不想让自己变得庸俗不堪，丧失了所有的性格，虽然单位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直辖我的领导都很看重我的个人价值，但他们也都明白，在这个单位里，你的个人价值只能有限于这个单位所容忍你发挥的价值，所有你的价值基本上大部分是要废弃的，而且还要附庸好这个单位的庸俗不堪。如果当时不是直辖我的领导多次邀请，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踏入官方单位，这种煎熬我想每一位在里面的人都会感同身受。
应试教育下的精神病患者们
这还不算什么神经病了，无非是圈里圈外的相互不了解而已。让我们来看看更高级的神经病领域，昨天一则新闻称《河北涿鹿教科局长辞职：有阴谋阻断了这场教改》，该文称：“河北省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长，任内实施了“三疑三探”等多项教学改革，因为家长们担心孩子成绩受影响，争议与质疑始终伴随着改革过程：两年里遭遇两次大的反对浪潮，以及一次群体性事件。所谓“三疑三探”，是指将课堂教学分解为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学方法。”
文章称：“7月5日，200多名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7月11日，郝金伦宣布辞职。近日，郝金伦辞职时的演讲被人公布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说实话，写评论五六年了，我还是第一次想用无法形容的词汇去褒奖一名官员，虽然他现在已经辞职了，虽然他的理念没有贯彻下去。在家长的眼中，这名官员是一个神经病，家长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多少思想，有多少思考的能力，有多少质疑的精神，只在乎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做题高手。而在这名官员的眼中，家长们也是神经病，孩子们如果不能正确的理解教育的意义，无法有思考的能力，质疑的精神，这样的教育出来的孩子们，并不会对社会的进步有多少意义，却会造就出无数的精致利己者。这位官员认为这是误人子弟。
误人子弟这个词用得好，也许周围的人会笑他是神经病，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国家清醒的人们会记住他的名字，并且有所欣慰：“我们的官员群体中，也不都是庸脂俗粉，也有拥有独立人格和实事求是工作的人，只是可惜的是，这样的官员最终要被庸脂俗粉的大环境所吞噬，也会被脑子不清醒的国民所埋没。”我很早就在文章中谈过，我们现在不再是一个知识型的社会，因为按照这个国家现有的年收入，它早就应该将义务教育施行到15年，孩子们的学习是应该转变为从知识中寻得观念，并用观念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应试教育的荼毒已经深入骨髓，想要改变谈何容易？更何况，一个县级官员。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的辞职之举体现了政治上的不成熟。郝金伦：他们说的“成熟”，无非就是圆滑、世故。县级基层政治生态是非常可笑的，做事情的人都被视为幼稚，非常孤独。而那些八面玲珑、什么都不做的“老好人”们，人缘非常好，被视为成熟。在我看来，他们不是成熟，是政客。新京报：你曾说过，这两年在涿鹿，骂你成为一种时尚。还有上百家长走上街头反对教改。郝金伦：这两年，有部分家长一直在骂我，我并没有太在意，我一直想用事实说话：通过教改，让家长看到孩子性格的改变，成绩的提高。
神经病之旅从教育就开始出发，这并不奇怪，有位文化评论人说：“统一知识界的思想，最终中国将没有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当知识界没人说话了，而普通人又没有说话的精力和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将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单元化社会重新回归，这很可怕。而我们在教育中，听话是唯一的准则，就像答案是唯一的标准一样，孩子们没有自己的性格，有的只是茫然失措的机械性做题。
什么样的教改可以改变我们病态的社会？读书不再是为了做官，读书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赚钱，读书更不应该被成绩所束缚，读书应该回归到有教无类，兴趣教学，让孩子们体验这是一种快乐的事，而不是一种利益交换。当然，至少十年内做不到，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控制思想，输出大量知识丰富，但思维简单的学生。
你从正常到被精神病走过了哪些风景？
团结湖参考消息：山东新泰的徐学玲，十年前为了给妹妹维权开始上访，期间被鉴定患有“癔症”，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解决后，为了给自己“被精神病”的事讨个说法，她再次上访，于是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刑事拘留，这一回她则被鉴定为“无精神病表现”，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在徐学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尽致。
当她不断上访成了镇里的“不安定因素”时，尽管精神鉴定书里称“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但仍然可以被认定为“癔症”而送进精神病院。也可以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而再次“被精神病”。但当她被刑事拘留，精神病可以帮她免于刑罚时，这个住过两次精神病院的人，又神奇地与既往病史拜拜了。基层郑虎娴熟地将一种疾病变成维稳手段，公权侵犯私权的姿势多到让你招架不住。
在你步入社会之后，你丰富的知识和简单的思维，很难让你走上上段新闻当事人所遇到的事，因为当你遇到需要维权的事时，大多数会选择退却，因为你会觉得付出换不了应得的回报，自己吃个亏就好了，还会用古人的话教导自己：“吃亏是福。”当然，这也纵容了作恶人的恶。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妹妹发生了什么事，而开始长达十年的维权，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人在一些官员眼中甚至一些普通公民眼中，的的确确人是有神经病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退却，或者吃亏，但她竟然不选择退却，也不选择吃亏，硬要认真到底，那么问题就来了，她一定是个神经病。但实质上，她可能是我们的社会中，正常的一员，只是不正常的人太多了，才显得她不正常，这种现状是让人很无奈的。
有一则历史也是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据悉1978年时总人口不到3亿的苏联，就有450万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而到80年代末苏联郑智解冻时，有200万人被改判为精神正常。”这种感觉，就像当年某人说的：“中国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一放大就是几千万人都是坏人，这种感觉你是否会毛骨悚然？也就是说，你被精神病的概率并不取决于你发病的概率，而取决于你个人思维的觉醒是否影响到了权贵们，而权贵们也有着一套娴熟的，让你沦为精神病的手段。
换一种说法，没人愿意和权贵们较真，除非真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被精神病了，不要慌张，不要郁闷，也不要丧失了希望，你只是有秩序的，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成了精神病患者，这并不妨碍你是一个正常的人，有人说：“因为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你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那么就失去了一切为自己申辩的权力，谁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说自己其实没有病呢？所以对精神病的认定尤其需要慎之又慎。”
你不敢在官家单位里有思想，你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在教育中产生思想，你还不敢让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时，让自己进行反抗，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离精神病就差了一个被字，也许看透了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但看透了本身就是很大的意义。
我想，我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是精神病，不是精神病谁会写这么多无用且不富含正能量的文字呢？好吧，我有精神病，但如果大多数普通公民都能像我这样拥有思考和较真的精神病，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快的回归正常呢？这也许就是我每天发病的原因吧，我将为此一直精神病下去，五毛和自干五们还是放弃对我的治疗吧，读书不多不是你们的错，但你们要让读书多的人放弃良知，这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不要妄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