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四九年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泽东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而这一说法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由此可见，历史就像个小姑娘，被任意打扮。
“四渡赤水”被神话
其实，当时毛泽东既不是“四渡赤水”指挥者，更不是提议人，而是坚决的反对者。毛泽东之所以强烈的反对“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密谋下，改组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取消了原红军指挥机构“三人团”。顽固为自己辩护的博古、李德坐了冷板凳。张闻天因其与苏联的关系出任中共新的“总负责”，“而(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毛泽东只是重新在政治局获得了一个席位。
文革中，林彪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周恩来口风稍松，在某次会议上透露了一个在长征中发生的小故事：二渡赤水后，多数红军指挥员都同意去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那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这个“明君”开会让大家表决，结果毛是少数，气得毛撂挑子说“我不干了”，而大家的回答是：“不干就不干。”言下之意，不能因为你毛一个人不同意，就否决大家的意见。然而毛是固执的。周恩来后来说：“半夜里，主席提着马灯到了我那里，劝我还是想一想，不要去攻打那个堡垒，我同意了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说服了大家，放弃了那个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鸭溪会议”。以后，红军三渡赤水，到了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今云南扎西县境内)，由周恩来提议，重新组建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以便机断处理军事行动(用举手表决的形式处理军事，的确是个大笑话)，毛才在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中忝陪末座(另二人是周恩来和王稼祥)。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时的毛泽东并不是后来的“英明领袖毛主席”，连一个小小的意见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可行，又怎么可能像三国时大权在手的诸葛亮一样，随心所欲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呢。
“四渡赤水”始末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军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就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会合，然而这一企图很容易就被国民党的智囊猜中，湘江一战，红军钻进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圈套中，八万六千多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湘西去不成了，于是开了通道会议，决定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进发。到了贵州的黎平，又在匆忙中开会决定向黔北进军，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到了遵义一看，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拢来，根本不允许红军有立足的余地。紧张的“遵义会议”又再次决定红军转移，到四川的西北部去与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壮大力量，以抗拒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强大军事压力。
那么，从哪条路去四川西北部呢？走弓玄直线距离最近，从遵义到赤水县城，然后渡过赤水河通过四川腹地直达川西北。遵义会议就是这么确定进军路线的，然而事实上却行不通。部队才开到距离赤水县城不足十公里的土坪镇，就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顽强阻击。土坪一战，战况惨烈，红一军团主力团一团团长阳新战死。这一仗，根据中共后来的说法，是因为“川军郭勋琪旅增援上来了，我军主动脱离战斗的”。胜败我们姑且不论，反正不可能从赤水县城过河了。于是退回来改从靠南的二郎滩渡过赤水河。红军渡河以后，国民党川军蜂拥而至。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人，怕红军来了赤化全川，也怕尾随红军追击的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四川，抢占他们的地盘，重演贵州军阀王家烈被架空解除兵权的现象，所以拼命的把中央红军挡在四川境外。渡过赤水河的红军左冲右撞，奈何对方兵力太强，冲不过去，只好退回来再渡赤水河，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中弹身亡，这是长征中死亡的最高级别的红军指挥员。
一渡、二渡赤水河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那么三渡赤水河又是不是巧妙的声东击西呢？仍然不是。既然“遵义会议”已经决定要到川西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然要执行，但应从那里渡河呢。从赤水县城渡，锋芒太露，阻力太大，代价太高，于是迂回一下，改从再靠南一些的仁怀城渡河。这是中共“鸭溪会议”的决议。为了保证渡河时的侧翼安全，于是就有了攻不攻打“打鼓新场”之争。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根本上说，就是不同意从仁怀三渡赤水。然而此时的毛，还没有军事上的决策权，只能去说服周恩来。打鼓新场一仗在毛的干预下，没有打成，但国民党中央军和滇军已从黔西地区逼近仁怀，红军为了保证侧翼的安全，另在仁怀的鲁班场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惨烈不下于土城战役。三渡赤水，红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三渡赤水后，红军仍然不能攻入四川，又向南迂回到云南的扎西县，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才算正式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然而红军迂回的圈子太小，阻力仍然很大，以后红军又只好再回渡赤水河(根据《遵义地区文物志》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三次红军渡河都是搭浮桥，二、四次渡河则是用船摆渡。显示去时准备充分，回时仓促。好在冬季的赤水河水浅河窄，渡河不难)。红军四渡赤水河后，已不再迟疑，大军直指南下，红军要绕一个更大的圈子，避开四川腹地迂回到川西北去。这一次，才是毛泽东的路线。
不过这个圈子绕得实在太大了，首先遭到了号称是“毛泽东的学生”的林彪的反对。红军渡过金沙江，到了会理后，林彪写了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毛的领导不行了，尽领着部队走弓背而不是走弓玄，冤枉路走得太多，迟早会把部队拖垮。要求毛交出军权，随军主持大计，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己坚决服从彭的指挥。这封信让毛恨得牙梗痒，当时他斥骂林彪道：“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必要的路还是要跑的。”
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五八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差点因此受整。林彪叛逃后，这又成为人们攻击林彪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在中央红军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颂扬四渡赤水的。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萧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