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6年10月16日讯】“人类和强权的对抗就是记忆和遗忘的对抗”——米兰・康德拉
布达佩斯有个“恐怖屋”（The House of Terror），二次大战时曾经是纳粹总部，战后又成了匈牙利共产党秘密警察司令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筑内墙壁，地板，几乎所有的空间都沾满了鲜血。2000年匈牙利一个中东欧历史和社会研究基金会民间组织，出资买下了恐怖屋，由科瓦奇（Attila F. Kovács）等数名建筑师，用2年多时间建成了东欧地区最大的纳粹和共产党的罪孽博物馆。纽约时报称它是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博物馆之一。
恐怖屋博物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的Andrássy大街60号，与李斯特（franz liszt, 1881-1886）故居博物馆仅一街之隔。我们安排了一天时间参观两个匈牙利之行最感兴趣的行程。因逢匈牙利国庆（匈牙利有三个国庆节，世界上独一无二），往往也是示威，罢工的多发期，出发之前，旅馆的前台警告我，回程时，因工人集会可能引发混乱，市中心包括地铁等所有公共交通将会停止营业，但我们依然“一意孤行”。
恐怖屋博物馆
紧临Andrassy大街的匈牙利“恐怖屋博物馆”。在博物馆大楼顶层上突出的边沿两侧，有两个漏空的倒写大字悬挂在上，如有折射的阳光，就可在墙上清晰地看出TERROR(恐怖)的字样。字中央有两个标记(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征给匈牙利人带来恐怖的匈牙利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当时，Andrassy大街上已有警察设立路障，等待工人和市民的国庆集会和游行。
提起匈牙利纳粹组织箭十字党，有必要简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匈牙利王朝摄政皇霍尔蒂（Miklós Horthy，1868-1957）。行伍出身的霍尔蒂曾作为奥匈帝国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协约国强迫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和约（Treaty of Trianon）, 他亲历匈牙利被割去了1/3的领土的屈辱。霍尔蒂一贯鄙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和箭十字党不得不转入地下，然而一则为雪耻，索回丢失的国土；二则在苏联与德国之间，霍尔蒂的匈牙利王国选择了希特勒的德国。1939年8月德苏慕尼黑协定，匈牙利也捡了便宜，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东南部获取大量领土。据霍尔蒂回忆，当他的车队驶过重归的领土时，当地匈牙利人含泪相拥，并跪倒在地迎接解救他们的摄政皇。有希特勒作后盾，匈牙利不久从捷克斯洛伐克夺回许多领土，还并吞了特兰西瓦尼亚的东北部，罗马尼亚最富庶的一个地区。
拿希特勒的好处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作为轴心国的一员，匈牙利不得不允许希特勒部队过境进犯南斯拉夫。41年6月，20万装备落后，士气低落，作战目的不明的匈牙利军队参加了巴巴罗萨行动进犯苏联，结果损兵折将被困在顿河，2年不到几乎全军覆没。尽管霍尔蒂内心依然厌恶纳粹，但不得不屈从希特勒在匈牙利颁布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大约有25万犹太人被解雇，1941年应德国的要求，遣送近2万非匈籍犹太难民到德国占领的乌克兰，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杀， 历史上又称Kamianets-Podilskyi 大屠杀。随后又有43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往位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大多数被害。至于霍尔蒂是否事先知晓在历史学家中始终没有统一认识。
1944年8月年罗马尼亚退出轴心国，霍尔蒂重新考虑其政治立场，罢免了亲德内阁成员，决心不惜动用武力来阻止犹太人的遣送，并私下与苏联谈判，愿意放下武器，唯一的条件是战后保持匈牙利的独立自主。苏联接受投降的条件，匈牙利通知德国将与盟国停止敌对行动。希特勒大怒，立即派兵侵占匈牙利，逮捕了霍尔蒂并扶植匈牙利的法西斯政箭十字党上台，箭十字党领袖费伦茨・萨洛奇（FerencSzalasi,1897-1946）当上傀儡政府总理。
由鞋子组成的纪念碑，纪念约15000个被法西斯箭十字党民兵枪杀后推入多瑙河的犹太人死难者
箭十字党领萨洛奇行伍出身，上世纪30年代就加入一个名为“匈牙利生活联盟”的极右组织，并写文章鼓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宣扬“保护优等民族”，另外萨洛奇还在好几个极右党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被关入大牢。萨洛奇出狱后，立即组建反犹的法西斯政党，箭十字党，但被霍尔蒂取缔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到了1944年的三月萨洛奇的箭十字党开始出现转机。希特勒军队进入匈牙利，政府的内阁总理被纳粹在匈牙利代理人，与箭字党关系密切的多姆（Sztójay Döme，1883-1946）所取代，箭十字党马上获得解禁。其后的6个月中匈牙利全国有40万犹太人被圈，就在他们被遣送出境之前，幸亏摄政皇霍尔蒂利用他最后的权力，罢免反犹的内阁成员，阻止了这次死亡大遣送。
同年的10月希特勒对霍尔蒂忍无可忍，萨洛奇被希特勒扶上台后，匈牙利王国彻底垮台。萨洛奇对匈牙利的犹太人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迫害，先是抓了近8万犹太人，包括老幼妇女，强迫他们徒步走向奥地利边境的死亡之旅，掉队的老弱病残被当场处决，余下的也大都也死于饥饿；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把15000个犹太人赶到多瑙河边，脱下鞋子（当时鞋子属于比较值钱的随身用品），然后被枪决掉。萨洛奇上台的163天后，德国投降，匈牙利被红军占领，萨洛奇携带匈牙利皇冠潜逃德国，被美军抓获。1946年3月，萨洛奇，多姆以及许多罪大恶极的箭十字党成员被处以绞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这段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2005年人们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犹太人遇难处建了一个由鞋子组成的纪念碑。
恐怖屋内的纪念碑，“纪念箭十字和共产党的死难者”
战后，摄政皇霍尔蒂的命运要好多了。当美军进入巴伐利亚后，囚禁霍尔蒂的党卫军仓皇逃窜，美军唯恐霍尔蒂落入苏联红军之手，保护性的居留了他，不久与全家团聚。当然霍尔蒂无法再回到匈牙利，在瑞士外交官的安排下，移居葡萄牙的一个小镇，埃斯托利尔，直至1957年去世。 在那里他撰写了回忆录“匈牙利的一生”。在书中提到，当获悉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消息，霍尔蒂深感痛惜，并留下遗嘱，他希望叶落归根，但必须等到最后一个苏联士兵离开匈牙利的国土。1993年匈牙利重获自由，霍尔蒂的遗体被运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乡，Kenderes。
霍尔蒂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怀念。美国驻布达佩斯外交官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任期内（1930-1933）曾频频接触霍尔蒂，并为回忆录“匈牙利的一生”作序。在序言中罗斯福回忆起离职时与他告别时的情景:“霍尔蒂以极大真诚严峻地预测，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对匈牙利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往后多年他一直为此前景而忧虑。当时不少外交官对此不屑一顾，以为霍尔蒂是患了脱离实际的恐惧症。然而历史证明了霍尔蒂忧虑的合理性，不错希特勒曾给匈牙利带来一场灾难，但1945年后苏联的共产统治却摧毁了匈牙利民族的灵魂。”我想霍尔蒂的担忧同样在东方得到应验，日本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灾难，然而今天那个民族灵魂的彻底扭曲却是1949年那场共产革命所致。
墙壁上贴满了被共产党无辜夺取了生命的受难者
恐怖屋博物馆的规模真不小，地面和地下共四层。博物馆的视听和采光效果极佳，让不少参观者都有亲临其境，重新回到当年之感，据说设计者之一的科瓦奇，也是电影场景规划的艺术家，他参与拍摄的匈牙利电影《墨菲斯托》荣获1981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
博物馆的主题有三个：纳粹和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当时百姓的反抗和苦难。我参观了东欧几乎所有的类似纪念馆，恐怖屋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在底层直通三层的一堵墙上贴满了死于共产党政权的死难者的照片，让这些亡灵感到欣慰，后人没有忘却他们。然而又在不远之处的墙上却挂满了另一类有名有姓的的“标准像”，他们是一批曾占满无辜者鲜血的国安部官员。1989年匈牙利获得自由后，出于仁慈这批人大都没有收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的罪行将不会被后人所遗忘。
一群沾满人民鲜血的秘密警察，今天被钉在耻辱柱上。
1945年1月，战争还没结束，共产党即在匈牙利建立了苏式政治安全局，总部就设立在恐怖屋的前身，Andrássy大街 60号，教育程度仅小学四年级的彼得（Gabor Peter, 1906-1993）担任局长。开始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不久却变成了由极左分子，刑事犯，甚至箭十字党打手组成臭名昭着的一股邪恶势力，为共产党破坏宪法和彻底控制匈牙利政府扫清道路。
战争结束后，安全局的成员必须接受苏联政治警察的训练，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锲卡，或克格勃的前身）的模式，成为效忠于维持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打手。该局1949年又正式改名为国家安全部直接隶属于共产党政治局，它的任务是委派便衣特务渗透到各个民间组织侦查政治异己活动，甚至还纵容家庭成员彼此监视和揭发。另外，安全部的特务一旦接到命令，秘密搜捕，严厉拷问以致杀人无恶不为，无所顾忌。因此民众惧怕也狠透了安全部，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群众冲击了安全部并处死了不少秘密警察。原先的警察头子比特，因是犹太血统，在1953年时受到了斯大林分子的清洗，被关无期徒刑，那时他正在监狱，反而保住了性命。
在底层的尽头有一部电梯可进入地下室，即地牢。从电梯门一开，一股寒气迎面而来。地下室阴森森的，加上微弱的照明令人的情绪很压抑。地下室是箭十字党和共产党用于关押“犯人”之处，狭窄走道的两旁，除了狱警呆的以及审讯室外布满了小得像鸽笼的牢房，有些没关上门的可供参观，墙上还挂着曾在此被关押过，后又遇难的“犯人”。参观者大都在一个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脚步，背景还传来事先的录音，是一位当时的清洁工描述行刑时的情景以及事后的清洗过程。每当参观此类的博物馆，我对那种刑罚的细节不肖一顾，近代历史几乎没有再比东方的那个大国所发生的更残忍的了，如临刑时的割喉，对自杀身亡的女演员开膛破肚等等。
令人窒息的牢房及（右下角）秘密行刑室
纳粹的杀戮基于种族灭绝，而共产党镇压对象并非一成不变，凡是对其政权的生存有危害的任何个人或群体，甚至是自己的同志，但在手段上却有出奇的相似之处：二战结束前夕，成千上万个犹太人被遣送到奥地利的集中营，二战后，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将二十万德籍匈牙利人遣送到德国，把潜在的异议分子，包括旧政府官员，议员，学生，教授和宗教人士，等送往2000余个西伯利亚古拉格（强制劳动营）。据博物馆的资料，被遣送到劳动营的总数达60万之多，其中30万再也没有活着回到匈牙利。据苏联后来公开的档案透露，被遣送的家庭和人员每人随身携带物只限250公斤，余下的一半分给党员干部，另一半充公。博物馆存放了一辆黑色的ZIM牌轿车，秘密警察通常用来半夜抓人，当时人们半夜听到门铃就会怕得全身颤抖。
展示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的展厅
位于二楼的展览厅之一，主题是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建营地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地毯上绘制着一张大型地图，其中标记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营地。四周的图片和屏幕展示了惨烈情景，厅中央的锥形橱窗陈列着受害者的遗物等。
博物馆还特别提起一位瑞典外交官瓦伦贝里（Raoul Gustaf Wallenberg (生于1912 – 失踪于1945)，二战期间，他曾救援过2万犹太人，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时，被秘密拘捕，后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关于他的死亡始终众说纷纭，苏联政府承认对他的逮捕，但始终没有透露他最后行踪。瓦伦贝里的父母经过24年的搜寻，终于心疲力尽，双双自杀，母亲临死前重托瓦伦贝里的两个弟妹继续寻找哥哥的下落。1989年苏联垮台，他们从俄罗斯官员得到消息，有关瓦伦贝里的档案已完全被销毁。但他们依然没有罢休，为找到哥哥的下落直至2009年生命的最后一刻。接力棒又传给了瓦伦贝里的外甥女（妹妹的女儿，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妻子），她认为有关机密档案一定还在，2014她直接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写了信，要求他参与调查，结束瓦伦贝里的失踪给全家带来长达70年的噩梦。她在信中写道，“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不论等待多久，正义总会到来。”围绕瓦伦贝里所发生的故事感动了文明世界，瑞典发行了他的纪念邮票以及设立了以瓦伦贝里命名的广场，英国和美国都授予瓦伦贝里名誉公民，文学家和艺术家为瓦伦贝里写了多部传记和电影。
在“人民”共和国有生活经验的人对这些洗脑宣传绝对不会陌生。
一切邪恶的势力手上离 不开两个护身符：残忍和洗脑。在纳粹时代“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匈牙利则把共产党头目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 “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智慧的领袖”，全国上下，家家户户挂满党魁的照片。在恐怖屋有个成列室，展示了许多洗脑宣传画以及电影等素材，形容老百姓“安居乐业和欣欣向荣的生活”，还有些巨幅宣传画，其中独裁者科拉西亲密地与热爱他的民众在一起。不过在洗脑方面，东方的那个大国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东方红，太阳升…”，“爹亲娘亲…”以及大学的教授们无耻地跳起了“忠字舞”，一个正常的民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堕落到与禽兽不相上下的地步。
恐怖屋博物馆开放以来，无论是游客或在西方媒体中获得很好的口碑，但确实也不乏批评者。近几十年来德国人对纳粹的崛起作了更深刻的反省。最近有本新书《希特勒的战士:第三帝国的德国军队》（Hitler’s Soldiers: The German Army in the Third Reich），作者首次对德国的军队贯穿战争始末，所占领地区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以往学者把军队与盖世太保分割的相反结论：希特勒的军队来自普通的百姓家庭，属于人民的军队，同时也直接参与了对犹太人，和占领国的所有罪行。德国的军队及其百姓一样，其大多数在战争的后期，甚至盟军打到德国本土时，还相信希特勒会救德国。百姓的愚昧与德国的这场浩劫脱离不了干系。
无论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共产主义博物馆或布达佩斯的恐怖屋都偏重于纳粹和苏联的罪行，而对二战中以及随后的共产独裁期间百姓自身的麻木，懦弱，甚至追随罪恶势力的反省甚少。当我走出博物馆时，对身边的太太说，总有一天在东方的那个大国也会有类似恐怖屋的博物馆，但那里的共产主义并非产生于苏联的坦克下，而是全体人民的内心所向和选择，如何总结这段历史确实是个难题，那就留给后人吧。
瑞士住布达佩斯的副领事卡尔.鲁茨（Carl Lutz）的纪念碑，在他的帮助下6万余犹太人虎口余生
匈牙利语言学家索尔沃什（Gábor Szarvas， 1832-1895）的半身铜像
纪念匈牙利革命英雄彼得・曼斯费尔德的雕塑
当我们走下布达佩斯渔人堡石阶梯时发现一个下坠的雕塑，下面摆放着鲜花束和鲜花圈。经询问，原来是艺术家为纪念参加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英雄彼得・曼斯费尔德（Peter Mansfeld,1941-1959）所制作的雕塑。曼斯费尔德被捕时仅17岁，被关进政治犯的死牢内（又称地狱走廊），次年达到法定成年年龄被当局残酷杀害。
布达佩斯纪念公园，里面集中了冷战期间的洗脑和愚弄百姓的宣传品（以上图片均来源于华夏文摘）
民族的记忆是多层次的。完整的记忆包括集体和历史两部分，集体纪念是个体记忆的汇总，好似一个完整的图案由许多细节拼镶而成；集体记忆的累积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征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人类记忆的表现方式除了人类的生理功能，还有媒介和储存。至于媒介文字工作者，艺术家都是记忆的积极参与者；储存记忆的参与则更广泛，家谱，个人日记，文物以及古迹都在其中。当你漫步在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各类纪念碑令人眼花缭乱。
1989年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倒台后，那些象征暴政和愚民的宣传物都被拆除。在1993年6月29日苏军从匈牙利领土完全撤军的一周年日，布达佩斯一个名叫纪念公园的露天博物馆正式剪彩对外开放，公园里来自全国各地42个欧洲共产党历史上经典头面人物，如马.恩.列.斯以及匈牙利共产党头目的大型雕像作为永久纪念物展出。如今已成为一个名胜，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的热点之一。一个参与设计的建筑师说，“这是一个关于独裁统治的公园，然而只有在民主社会，独裁才可作为人们尽情地形容，讨论的主题。”他还说，“这些雕像，尽管是负面的但也属于匈牙利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知道，反省和接受这段历史，而且必须真实地将其保留，因为无论加以任何形式地修饰，戏剧化或丑化都与独裁专制宣传异曲同工。”
世界各民族的文明进程是如此的崎岖不平，东方的那个大国，群体记忆本来就脆弱，象征民族的历史文物和古迹也在历次底层暴民造反中被破坏贻尽，再加上今天的暴政，这个民族对自由的记忆过程已感到陌生，记忆像马戏团训野兽一般，只能是选择性的，或强制性的，长久以往的后果不论对自身，或对世界都是不堪设想的。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 by Aleida Assmann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吴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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