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博士。（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18日讯】2016年，日本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博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日本人连续三年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大隅也成为第25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包括两位获得美国国籍的日本人）。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国、德国和俄罗斯，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奖大国。
日本2015年人口1.27亿，GDP为4.1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奖大国，这样的成就显然让日本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汤森路透评选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
在中国媒体上，我们见到最多的是日本“失去的20年”，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丧失。当我们唱衰日本，把房地产视作暴富机器的时候，日本人却痛定思痛，把财力人力和精力投向了科技创新领域和基础科学领域。
也就是说，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被低估的日本。早在1995年，日本国会就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后制定了多个5年计划，比如第一个基本计划（1996－2000年）、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日本试图通过这些战略举措，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
2001年3月，在第二基本计划（2001－2005年）里日本明确提出“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今年1月22日，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为此，日本政府未来5年将确保研发投资规模，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按GDP名义增长率年均3.3%计算，日本政府5年研发投资总额约为26万亿日元，约合1.45万亿人民币）。
日本的“工匠精神”与德国的“工匠精神”共同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坚实基础。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将这件事做到极致。有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货币上印的都是政治人物或者开国领袖，而日元纸币印的却是日本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日本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日本人在很多领域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自由独立研究也是研究领域不断出成果的关键。
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数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终、扎扎实实地搞科学研究，不必特别公关和费心的经费申请渠道，不受外界的干扰，没有政党干预，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为独立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靠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当一国经济无法再靠生产廉价产品推动时，创新就应该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之上。日本人追求的创新，不仅仅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还往往是企业创新、管理创新及制度创新。
任何创新都需要一个有利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环境，如果创新局限在一个框框内打转，所谓的创新只能沦为空话。创新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前提是放宽言论表达的限制。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很难激发一个社会真正的创新能力。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说：“开放经济的同时封锁言论自由的国家，终究会付出代价。那些想要经济开放却限制表达自由的国家，终究也会付出代价。这会扼杀创新性和企业家精神，而它们则是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虽然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欧美国家一样，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拥有7000座岛屿，1.27亿人口的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者说一无所有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辉煌的时期。李光耀生前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引领全世界，但在之后的20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出现衰退，但日本并没有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正如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所言：“自2002年以来，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公民的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