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与她的儿子赵掖贤。（网络图片）
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赵一曼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她是中共中少有的抗日英雄，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对抗日本关东军。1935年11月，她在作战中被俘，并经受住了酷刑折磨。1936年8月，赵一曼被日军处死，年仅31岁。
在临刑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留下了一封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殷殷期盼的宁儿的大名叫赵掖贤，她的丈夫叫陈达邦。陈掖贤一直由身在重庆的伯父陈岳云抚养，直到12岁才与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
陈达邦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的书香门第之家，与中共高干任弼时是姑表亲，其妹妹陈琮英后来嫁给任弼时，两人是亲上加亲。国民党“容共”后，陈达邦在任弼时的介绍下，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后加入中共，并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与陈达邦同行的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因晕船得到了陈的照顾，遂心生感激。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并在陈的帮助下，俄语进步的很快。情投意合的两人校方批准，结为夫妻。1928年，李一超因怀孕提前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期间在宜昌产下儿子赵掖贤，后托付给陈岳云代为照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调往东北参加抗日联军。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改名为赵一曼。
此时，陈达邦仍在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1935年，陈达邦被调到法国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直至1942年回国。回国后，他与儿子第一次见面，并听说了妻子可能遇害的消息，但此时他并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
1950年，中共拍摄的电影《赵一曼》上映，其事迹在全国广泛传扬。经过几番周折，终于确认李一超就是赵一曼。已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并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的宁儿，这才看到了母亲的遗书，他决心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而陈达邦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是百感交集。
陈达邦回国后，先是与哥哥陈岳云共同经营印刷厂，其后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担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最初人民币是在苏联印制的，这期间，陈达邦负责审批、绘制到正式定稿、与苏方联络等事宜。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特别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能幸免。他的罪状是：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
陈达邦在被残酷批斗后，最终惨死。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相信父母、相信中共的赵掖贤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留下一女名叫陈红。
文革结束后，陈达邦父子被“平反昭雪”。相信党、相信群众的陈家父子落得如此下场，再一次验证了让英雄又流血又流泪的中共究竟是怎样的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