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中产的压力越来越大（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0月29日讯】有些消息肯定引起轰动，比如10月27日的“核心”说；有些消息则出人意料成为热点，比如，“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在中国被归类为高收入群体”的消息，激起的社会反响之大，远超过统治集团的想像。于是，有关部门赶紧出面“辟谣”，说没那么回事。
然而，好事者搜出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两年前关于“对于年收入12万元以上人群加强征税”的通知。显然，有关部门在撒谎。与2006年信誓旦旦“绝不上调印花税”然后又突然半夜鸡叫一样。
为什么公众会对于一个“谁是高收入人群”的概念定义如此敏感？为什么会挖出两年前的一则通知当成重大新闻？因为，此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把你定义为“高收入群体”，目的就是要收税。那些不幸刚巧在每年收入十多万的人，也正因此而焦虑、愤怒。年收入超过10多万元、却又高不了多少的人，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对税收的痛苦感受，远超过其他人。中产之上，那些权贵们，首先，他们的收入多为灰色，可以避开税收；其次，即便被收走不菲的税收，权贵也能承受；中产之下，那些贫苦阶层的人，他们很少遭遇个人所得税，同时对于消费者感觉不到，因为中国的消费税非常隐蔽。总之，穷人对税收的痛苦感觉不深。
令人悲惨的是，中产阶级除了遭受高税收的痛苦，还要遭受另外两高的痛苦──高房价和高货币发行。对于这“两高”，中产阶级依然是最为痛苦。
高房价，对于权贵来说，再高也能承受，更何况，权贵们往往以市场价的1/3甚至1/5获得大量特权房；对于赤贫阶层来说，高房价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反正，5千元/米和5万元/米，都是买不起；运气好的话，能赶上政府的廉租房，从而在高房价环境下感到庆幸；基本自己租房，忍受房东租价的上涨，其痛苦也远低于房价从5千元涨到10万元带给购房者的痛苦。
高货币发行，这些年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中国的广义货币，居然超过了美国。需知美元是国际货币，人家尚且不肆意发行。滥发货币，对于权贵来说，是好事儿，因为多发的货币，基本上都惠及权贵，并且他们有大量海外资产配置。对于穷人来说，对于滥发货币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感觉并不明显，因为他们本来也没多少现金储蓄，物价涨了还可以领到政府发的视频券、老年消费券什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高货币发行就是一场灾难，几十万、几百万的储蓄顿时缩水。高货币发行，毁掉了国家的信誉，毁掉了中产阶级的信心。
政府为了彰显合法性而对底层采取的低保、廉租房、食品券等恩惠措施，安抚了底层。那么，谁来承担体制的成本？是中产阶级。
中国人的焦虑感，大家都感觉到了。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焦虑。权贵的焦虑感，主要是他们看到全社会仇官仇富的心态后，感到不安全，但他们并不因此感到恐惧。权贵普遍有巨额海外资产配置，这给了他们财务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能力在动荡发生前撤离。穷人的焦虑感最轻，他们时刻等待着下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最终，所谓全民焦虑、全社会焦虑，其实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焦虑。
在邓小平改革初期，中产阶级刚刚出现。当时的万元户，其实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是官媒称赞的，是百姓羡慕的，他们是幸福的。30年后，随着分税制改革等政策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变化，中产阶级一天不如一天。
目前，高税收、高房价、高货币发行，这三高，实际上已经把中产阶级的财富给虚化、固化。坐拥千万房产，却无力消费，更无幸福感。这样的中产阶级，徒有中产之名，承受巨大痛苦。
三高如同三座大山，砸死一个中产群体。西方社会学理论，以及中国右派自由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剂；而中国的权贵和左派学者则坚定地认为：中产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一旦吃饱喝足了，就会要求人权，要求自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推断，孰是孰非，很难裁判。实际结果则很清晰：中产阶级被榨干、被血洗。仰望天空，哀从中来。
在爆发暴力革命之前，底层的焦虑、愤怒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底层是无效的大多数。而中产是有效的大多数。焦虑中的中产阶级，通过网络发泄不满。文化修养较高的中产阶级，目前正在走一条雷同之路：移民。这些年掀起的中国人移民浪潮，有一个共同点：因为痛苦和焦虑而移民。这是一次中产阶级的大逃亡。先有中产的消亡而后有其他中产的逃亡。逃亡是为了不被消亡。
当中产阶级逃亡、消亡之后，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最渴望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整个社会就只剩下两股力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或者说，只剩权贵和赤贫。这样的阶级分布、对峙，会导致何种结果，历史已经有许多次演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