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像。（网络图片）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他是被史弥远政变推上皇位的。宋宁宗生前确定的皇嗣赵竑在这次政变中遭迫害致死，成为南宋后期的最大冤案。为了不让继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挑战，宋理宗及其继任者，竟然拖延五十年不给这桩弥天冤案彻底平反。说起这桩冤案，还得从头略作交待。
宋孝宗有三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皇太子早逝，他不立次子，破例立所谓“英武类己”的第三子为皇太子，即宋光宗。孝宗禅位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向光宗交待了隔代继承人：“当初越位立你，想让你成一番王业。如今你二哥虽去世，他的儿子还在。”意思很清楚，皇位应还给老二家。岂料，宋光宗不久精神失常，连太上皇驾崩都不能出主大丧。在政局危机的严重当口，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的皇后）最后拍板，让光宗禅位于其子，是为宁宗。后来，他二伯的独子英年早逝，连后代也没留下。为弥补亏欠之心，宁宗追封他为沂王，选太祖十世孙赵贵和入嗣其后。终宁宗朝，沂王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宁宗先后有过八个儿子，但都冲龄夭折，他选了太祖几个十世孙入宫学习，意在遴选皇位接班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的贵和呼声最高。在诛杀权相韩侂胄后，史弥远取而代之，一手遮天。史弥远不希望贵和入选，因他对自己专擅朝政流露出反感，便命同乡与亲信郑清之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孙赵与莒。不久，宁宗立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其用意很清楚：既然贵和早已入嗣沂邸，立他为皇子，等于把皇位还给了他二伯家。史弥远不便公开反对，提议再为无嗣的沂王立后，并把与莒推了上去。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其改名贵诚。
次年，赵竑进封济国公，由杨皇后作伐，娶太皇太后吴氏的侄孙女为夫人。史弥远知道皇子喜欢弹琴，送上一名擅长琴艺的美人做卧底。皇子缺乏心机，不知韬晦，当她的面大骂史弥远，说将来一定要将其决配八千里。由于宠昵那位美人，吴氏夫人与皇子关系紧张，常到杨皇后处哭诉，皇后对赵竑自然不满。史弥远处心积虑阻止皇子登上皇位，让时任国子学录的郑清之兼任沂王府教授，精心辅导与调教贵诚。
流言蜚语日渐不利于赵竑，而有利于贵诚。有朝臣提醒宁宗：“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宁宗虽悚然动容，却未见行动。也许，他自认为国本安排已明白不过：皇子只有一人，理所当然是唯一继承人。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重大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后嗣，因非其亲生，在其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远比废储容易得多。虽然矫诏废立太子，并非史无前例，但毕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韪。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宁宗驾崩之夕，史弥远一面派人宣召贵诚进宫预作即位的准备，一方面命郑清之等党羽起草矫诏。然后通过杨皇后的两个侄子七次穿梭于内外朝之间，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迫使原先并不赞成废立的杨皇后最终屈服其废立阴谋，矫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封成国公。
一切安排停当，史弥远才宣召赵竑入宫听诏：“皇子成国公赵昀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随即以杨太后名义宣诏：皇子赵竑进封济阳郡王，出判宁国府。数日后，赵竑改封济王，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
对史弥远的废立，朝野有不少人义愤不平。当地人潘壬、潘丙兄弟联络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密谋拥立济王，他们派堂兄潘甫到淮北争取“忠义军”首领李全的支持。李全是翻云覆雨之人，表面约好日期进兵接援，届时却背信爽约。潘氏兄弟只得仓促起事，装束成“忠义军”模样，夜入州城，硬把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潘壬等以武力胁迫。济王只得与他们相约不得伤害杨太后与理宗，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揭榜声讨史弥远废立之罪；连湖州地方长官也率当地僚属入贺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济王见拥戴他的都是乌合之众，知其事难成，派人告变，并亲率州兵讨叛。待朝廷大军赶到，起事已被济王讨平。湖州之变，是民众对史弥远专政与废立的一次自发性抗议。尽管济王告变平乱有功，史弥远仍蓄意斩草除根。不久，他派亲信到湖州，说是奉谕给济王治病，暗地却胁逼他自缢身死，还杀死其子，对外宣布病故。为平息朝野非议，理宗追赠济王为少师。但不久史弥远就指使爪牙发难，理宗收回成命，褫夺其王爵，追贬为巴陵县公。
史弥远政变不仅剥夺了赵竑既定的皇位，而且将其迫害致死。这一做法，粗暴践踏了儒家倡导的人伦纲常，激起朝野正直之士的无比愤慨。就在权相政变、理宗夺位不久，临安书商陈起编集出版了《江湖集》，其中收有敖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诗句，史弥远的爪牙嗅出了其中的不满，说“何王”与“彼相”是“哀悼济王而讥诮弥远”，滥施淫威，下令劈掉《江湖集》的书版，将陈起流放边州，敖陶孙被贬逐出京。
但仍有不少知名学者与刚直朝臣为了捍卫伦理纲常，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鸣冤叫屈。
四川进士邓若水通过制置司给理宗上书，直斥史弥远矫诏政变：“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攘夺乎？”他明确要求理宗“诛弥远之徒”，针对史弥远策动政变与构陷冤案，他指出：“天下原以为陛下没有此心，不知其事，一定会平反昭雪。谁知至今逾年，仍未能大慰天下之望。昔日相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日相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怎能容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制置司吓得不敢驿递这封上书，邓若水才免遭毒手。但内容已有流传，史弥远在其改官状上，“取笔横抹之而罢”。
在朝的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应诏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他还指出：“即便追赠褒崇，其实对济王已无所增益；倘欲削夺追贬，其实对济王也无所减损。但陛下友爱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伦之或悖或合，国家安危治乱之机却将由此而判定！”史弥远恼羞成怒，撸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职，贬窜象州（今属广西）。参知政事袁韶与临安府尹都认为梦昱无罪，拒绝在执行公文上签名。
象州，时称蛮荒之地，胡梦昱流贬之际，很多朝士不畏淫威，赋诗赠别，称颂他“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顾名”。他也赋诗明志：
非求美誉传千古，不欲浮生愧两间。
胡梦昱铮铮铁骨，只为了不愧对天地，他坚定地表示“忧国不怕死”，最后死在贬所。在专制政权下，正义之士的慷慨赴死尽管也未必能换来统治者对冤案的昭雪，但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的脊梁。
对史弥远政变与宋理宗夺位，理学家魏了翁“积忧成疾”。济王被害后，他每次见到理宗，就“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流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恨之入骨，便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限制在靖州居住。另一个理学家真德秀在上书中认为，朝廷对济王的处理有违纲常，未尽人伦，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进补过之说”，只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庶几将来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这是愚臣之愿，也是天下之愿也！”真、魏的委婉规劝，完全出于为朝廷消谤补过的考虑，理宗却文过饰非，声称“朝廷对济王也够仁至义尽了”。史弥远更是唆使鹰犬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曲为济王地”，将其罢官。真德秀做过济王的老师，对其冤死戚戚在心，临终还对家人表示：不能为其昭雪是终身大恨。
绍定四年（1231）三月，临安特大火灾把太庙里列祖列宗的御像与灵位烧为灰烬，朝野无不视为“天谴”，理宗装模作样下诏求言。徐清叟上书就拿济王说事：“陛下与巴陵（指赵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烧太庙，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所以有伤和气而召来灾异。”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绍定六年六月，权相史弥远病在旦夕，有朝臣旧案重提，要求为赵竑追复王爵，以王礼改葬，并为其立嗣。理宗颁下御笔，虽命有关部门改葬，却依旧给济王安上“胁狂陷逆”的罪名，对于立嗣，还振振有词道：“事关家国，非朕敢私。”
这年十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推行“更化”。按理说，他完全可以把罪责推给故相，洗刷自己，把握住平反昭雪的绝佳契机。但理宗对史弥远感恩戴德，“深欲保全”。洪咨夔在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史弥远余党碍于其知名度，不便拿他开刀，转而诬指周成子“与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诚如洪咨夔指出：“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如果说，在此之前，史弥远是济王覆盆之冤的元凶；那么，在此以后，理宗就是阻挠冤案昭雪的根源。
端平三年（1236），谏官方大琮再向理宗上疏说：“当年冤案，天地祖宗也察知陛下受挟制;泉壤亡灵也原谅陛下不得已。今将十载，夭毙老妖（指史弥远）;端平改弦，威权自出，这难道还不是昭冤雪枉之机吗?”他虽然指责理宗对冤死的济王“牢关固拒，如待深仇”，对已故的权相“丁宁覆护，如抚爱子”，却仍指望理宗“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之间！”然而，理宗依然故我。
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
嘉熙元年（1237），临安城再次大火，延烧的恰是济王旧邸，太学、武学与宗学的学生联合上书，说这是济王冤魂“为厉之验”。在朝官宦与在野士人也无不认为，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殿中侍御史蒋岘为当局帮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当问”。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愤，触犯了众怒，武学生两百余人在刘实甫带领下上书猛攻，把他赶出了御史台。
景定五年（1264），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终于死去。终理宗朝，“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揺手吐舌，指为深讳”，济王案成为既碰不得也说不得的敏感事件。理宗丢下过一句话：“留以遗后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铁了心把棘手的难题扔给后代。在济王冤案上，理宗与他的“定策元勋”始终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昭雪了冤案，也就动摇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度宗继位，他是理宗的亲侄。监察御史常楙旧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说过“以遗后人”，那就“所宜继志，以慰泉壤”，追复济王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让有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尽快增修，至于其他问题仍按理宗亲政时御笔办，仍未予彻底平反。度宗的皇位来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样也会危及自身继统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据美国学者KatherineVerdery在《遗体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参见201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范可《遗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晚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宋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宋季三朝政局，这桩冤案，自1225年铸成，迟至1275年才最终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
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