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党史掩盖了真相，是通篇造假、吹牛的历史。（网络图片）
1921年7月1日在中共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中共后来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共产党。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产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一大”每位代表都收到上海发起组寄的一百元现大洋。临回去时，每位代表再发“旅差费”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干什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怎样看待俄国人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着《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参考资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叶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瞿秋白：《多余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