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兄弟
我在一个隔离的房间里,几个警察用电棍电我,见不起啥大作用,就让我坐在一个冰冷的铁椅子上,通电。由于记忆的模糊那种震颤的剧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电刑场面让我永生难忘。警察恶狠狠地说:“不写保证书是吧,过一个小时就电你一次!”说完气哼哼地走了。留下一个普犯负责“包夹”我。
这时,楼下院子里来了一批新的劳教人员。北京劳教所和劳教人员调遣处每年都会把一批劳教人员分流到地方,这也是地方劳教所跟北京劳教所“买”来的劳力、奴工,每人价格800元或1000元。我知道他们刚做了这样一笔交易,这批送来的“政治犯”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警察有意不让我们照面。我想去看看她们,哪怕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会相互传递莫大的鼓励。我找了个理由,要求包夹带我下楼。可是等我到楼下的时候,人员已经被分送到各班去了,只剩下空空的院子。
正失落间,突然看见不远处劳教所的大门口,宝宝穿着她平日里的紫色小棉袄,拽着一个阿姨的手,使劲要往劳教所里来走,哭着在找妈妈!她好象看到了我,我马上闪身躲到一建筑物后,我不能让她看见我。我在心里呼喊:“去找爸爸!去找爸爸!”我又多想冲出去与孩子见上一面,哪怕只是短暂的一面!我的心紧张起来,嗓子发干……
正迟疑间,我一下子惊醒了!身边,宝宝正在熟睡的脸。原来是一场梦。可能那天跟他聊到太多劳教所的事,所以又在梦中回到了劳教所。我的心还是心有余悸,不敢相信真实的一切。其实这些年来,我多次梦到又被关押到劳教所受迫害,哪怕来到海外,也未停止这种噩梦。
我打开微信,看到他给我的留言:谢谢你!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你出去玩,非常有趣。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最后一条留言他用汉语说:“我希望以后一切顺利”。他曾经告诉我他喜欢亚洲女性,可是他觉得她们不会喜欢他;他很快要选专业了,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翻译;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家里面,他说自己迷失方向了。
我回复他:“吉人自有天相。”
又过了一会儿,他发送了两张图片,是巧克力小蛋糕、还有红色的奶油球和我说不出名的甜点。我想起我们的大餐,再加上甜点就更完美了。这小子在享用美味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和朋友分享。我找到一种久违了的朋友间的友爱和兄弟般的情怀,这是一种忘年之交。
我回复他:“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周一晚上,我照例去曼哈顿的公司总部开例会。坐在地铁车上,我手头有一份报纸。我看到报纸上说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去世,古巴裔为这一刻举行欢庆。卡斯特罗执政55年,人民没有任何的基本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大批古巴人逃离,包括他的妹妹,现年83岁的胡安妮流亡美国50年。
对面的乘客是一位黑人大叔,他看到我正在阅读的新闻图片,知道我在看什么,他可能很高兴有中文报导,就和身边的陌生乘客也交谈起这则新闻来,露出淳朴的笑容和洁白的牙齿。放下报纸,我突然留意到身边的一个人好象是在做数独游戏,他拿着一张不大不小的塑料卡片,另一只手捏着一个硬币,不时地用硬币刮去卡片上的涂抹,显露出不同的数字。这个游戏很有趣,他也做得专心致志。不过,数字无法引起我任何兴趣。
但是文字不同,于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元元。来到海外,我愈发珍惜文字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文字才会让我如此痴狂!我相信,只要我在纽约,亦或只要我活着,我们一直会有故事发生。我所能做的,就是珍惜这天赐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