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佛教之间的深刻烙印(图)



唐太宗曾经答应玄奘的请求,特赐其出家,跟随玄奘学佛译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唐太宗的少年时代,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也不例外。

李世民与佛教 关系密切

西元606年,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这段儿时经历,他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共法鼓而同宣,与梵音而俱远。

唐太宗俱足“信、愿、行”,他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限制佛教发展的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十九人助译,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累等监护勘定,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和阵亡将士孤魂,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事后都要大量布施。并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贞观六年,太宗诏请华严宗初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

礼敬玄奘 相见恨晚

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师由印度求法归来,抵在长安。太宗与之“谈叙时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玄奘条陈所需优给,甚至对大功臣尉迟敬德的爱子窥基。太宗也应玄奘的请求,特赐其出家,跟随玄奘学佛译经。窥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终成为玄奘的得意门生,并和玄奘一起创立了唯识宗。太宗以法师德业渊博,仪表绝伦,因此想请法师还俗来当宰相,被奘师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对学佛出家更为景仰,赞叹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

太宗还延请全国高僧数人,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所译之佛经“辗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又亲撰佛教《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灵于三途;遗训避宣。导群生于十地”,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

太宗应玄奘之请,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还曾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译经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德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终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佛教的兴盛 开创贞观之治

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佛经的翻译规模亦相当宏大,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佛教兴盛之因,结出了“贞观之治”之果。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治,廉洁奉公;对民众轻摇薄赋,休养生息,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秩序,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西元六二九年,天下丰收,斗米三钱,夜不闭户,行旅不带食粮,一年断刑二十九人……全国处死刑的不过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三年的十二月间,太宗皇帝又下诏,为指挥作战的七处战场遗址,建立七所佛寺,在他“行阵所立七寺诏”一书中说:“纪信捐生,丹青着于图像,犹恐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维之间,永缠冰炭,所以树立福田,济其魂魄。”于是,在他倡议已来,交兵作战,死亡惨重的地方,为敌我双方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延招僧侣。让那些死难的亡魂,闻到晨钟暮鼓之声,能够变炎火于青莲,易苦海为甘露。

正如《大乘无量寿经》所述:“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正是佛门弟子理想中的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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