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十年，中国大陆为让动物、农作物加速成长，使用一种抗生素“黏菌素”（Colistin），而这种抗生素却会助长“超级病菌”在中国广泛传播，不仅严重威胁中国人的人体健康，已在向全球蔓延。
据美联社报导，一份刊登在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的论文指出，2007年至2015年间，浙江和广东两间医院在病人肠道，抽取超过1.7万个细菌感染样本，结果发现1%样本具有抗药性基因，对抗“黏菌素”有耐药性。
黏菌素一般被视为是众多药物抗生素中“最后选择”，医生通常会在投入各种药物未见起色后，才会选择使用。
但中国大陆却在过去数十年间，使用这种黏菌素养殖动物、栽种农作物。相关研究提供新证据证明，现在动、植物身上用药，会转嫁给人类。
研究人员呼吁，中国大陆应限制使用黏菌素，以避免“超级细菌”问题在民间广泛传播与渗透。
也有英国微生物学会专家提出警告，抗药性基因可在不同细菌间扩散，感染人数会极具增加，若经常使用该药物，人类未来恐找不到任何方法对抗细菌感染。
但现实不仅仅如此，去年12月国际学术期刊《微生物组学》（Microbiome）发表的研究论文称，中国大陆从北而南出现大面积空污情况，而在北京空气中也发现了“超级细菌”。
研究者指出，北京雾霾中出现碳青霉烯类（Carbapenems）抗生素，这种抗生素是抗菌活性最强的一种非典型β-内酰胺抗生素，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感染、败血症等病症，同样是治疗严重细菌感染最主要的抗菌药物之一，有“最后一道防线”之称。
同时据《科学人》杂志2015年11月30日刊登的《多粘菌素抗药性出现，“最后一道防线”岌岌可危》一文显示，2015年11月19日来自中国、英国和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者在期刊《柳叶刀·传染病》上宣布多粘菌素抗药性可在细菌之间轻易地转移，而且可能已经蔓延至多个国家。
文章称，那是在几年前，多种抗药性因子（NDM，OXA，KPC）开始在全球蔓延时。这些因子使得细菌对一组称为碳青霉烯类的药物刀枪不入，而先前，碳青霉烯类的药物一直被认为是对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们是最后一批既常用，又能对抗在医院发生的复杂感染的药物，这样的感染通常是由大肠杆菌、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其它类似的肠道栖息生物引起的。一旦这些细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药物具备抗药性（它们通常被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多粘菌素就是我们仅剩的选择之一，而这增加了多粘菌素的使用。
中国是全世界多粘菌素农业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很大程度上，在中国的推动下，到2015年底，全世界对多粘菌素的农业需求预计将会达到每年11942吨（带来2.29亿美金的相关收入），到2021年，预计将会增长至16500吨，每年涨幅约4.75%。全世界兽用多粘菌素前十大生产厂商一家在印度，一家在丹麦，另外八家都在中国。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占到了多粘菌素生产的73.1%，其中的28.7%向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出口。
论文的这些结果来自中国研究者的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寻找肉用动物肠道中大肠杆菌的抗药性（这类项目的存在令人欣慰）。据他们所说，在2013年，他们第一次在一头猪身上发现了抗多粘菌素的大肠杆菌，这头猪来自上海附近的一家集约化养殖场，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对多粘菌素的抗药性。他们扩展了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了来自屠宰后动物的样本，还包括了来自超市和路边菜场零售肉类的样本，以及先前从两家医院的病人身上取得的样本。这些样本是在2011年到2014年间收集的。
这就是他们发现的结果。他们发现导致多粘菌素抗药性的基因（他们将其称之为MCR-1）存在于：
523份生猪肉和鸡肉样本中的78份（15%）
来自屠宰场的804头猪中的116头（21%）
1322份来自医院细菌感染病患的样本中的16份（1%）
最后一条尤为重要：这些具备了抗药性的细菌并不是获取了抗药DNA但还是安静地呆在肠子里不惹麻烦（像某些别的细菌那样）。相反，它们已经引起了人类感染。
最令人担忧的是：造成这种抗药性的MCR-1基因存在于质粒中。质粒是一小段DNA分子，但并不是细菌染色体的一部分。它们可以在细菌世界自由移动，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在过去，它们已经使抗药性DNA在不同种类的细菌间相互传播，促使了这些抗药性在全球范围的飞速扩散。文章作者预测，这种基因也能做到全球蔓延。
质粒（Plasmid）在不同细菌间传播的过程。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先前的那些抗药机制（比如NDM-1）的迅速传播表明，随着可传播多粘菌素抗药性的出现，肠杆菌科细菌从广泛耐药性发展至全耐药性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终将扩散至全球范围。
“全耐药性”它意味着无药可救，无法用任何已知的化合物治疗。
阿波罗网孙瑞后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