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5日】（本台记者蔡紅综合报导）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遭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诬称他为“叛徒”; 五月十七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清晨服毒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著名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共。
抗战爆发后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曾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写过大量的政论和杂文。
滑向深渊
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
5月18日清晨，丁一岚发现丈夫死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惧。
据丁一岚回忆：“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
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
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父亲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３０年的丈夫。“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丁一岚回忆道：“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
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责任编辑：李晓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