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网络图片)

黄溍(1277~1357年),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

黄溍之父黄铸,母童氏。先祖黄中辅,传承其舅父宗泽的精神,刚正耿直,正气凛然,为南宋有口皆碑的志士。据《文献公全集》补遗卷之十一《桂隐先生小传》所载,南宋绍兴中期,秦桧篡权柄国,在和议达成之后,他每日里驱使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以歌颂所谓“太平中兴”之美。倘若有人说“奸臣当道”,就立即捕之杀之,士大夫中的不少人害怕得缩进了头。但黄中辅高风亮节,奋不顾身,愤然作乐府诗题写太平楼。诗日:“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他这一勇敢之举,险遭不测之祸,但也被人们传为美谈。秦桧死后,过了一些年,朝廷将授官黄中辅,但他未受命就去世了。

黄溍生性聪颖,天资绝人,且相貌俊秀,得人喜爱。他从小就循规蹈矩,好学不倦,孜孜以求,平日里无事决不随便出门玩耍。先生教授的《诗经》、《尚书》,过目不忘,熟读成诵。他学习写作,长进很快,几百字的文章,一挥而就。久而久之,黄溍的文章在当地出了名,并不断传扬开去。

元延佑元年(1314年),朝廷恢复了贡举之法,以便选拔延揽人才。对早就出了名的黄溍,县吏就催促他参加考试。当年,省试《太极赋》,黄溍以楚声为之,词作摆脱陈言,卓然不凡,成为试场中的上乘之作,被人传诵。

翌年(1315年),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黄溍廷试中选。但读卷官以黄溍“词近激”为由,张榜时仅为三甲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

宁海县,位于浙东沿海,濒临盐场,盐业兴旺。可是,一些盐户有恃无恐,以为他们不隶属于县衙门,因而不受管束,肆意妄为,残害百姓。而当地的一些官吏受这些盐户的贿赂收买,也不主持公道,听之任之,使得这股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横暴尤甚。

黄溍到任后,察访社情民意,见此情景,深恶痛疾,并毫不迟疑,对为非作歹者一律绳之以法,绝不宽容。此时,黄溍的下属官吏,有的忧心忡忡,深怕受到报复,因此,就小心翼翼地告诉黄溍说:“这伙人背后有人撑腰,惹不得!”这劝说当然出于好心,认为黄溍初来乍到,还是明哲保身要紧。可黄溍没有却步,他斩钉截铁似的回答道:“官可以不当,百姓的事不能不管。”他仍然执法如山,对地方恶霸严惩不贷。几经努力,恶焰渐消,百姓终得安宁。

在惩治这些害人虫的严峻斗争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一后母与一和尚通奸,并用毒药谋死亲夫,反诬被亲夫的前子所杀,而前子将被定罪。听了前子的叫屈声,黄溍脱下官服,打扮成平民,深入暗访,查明实情,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冤案昭雪,好人得救,凶手受惩,全县百姓拍手称快,莫不叹服,对黄溍钦敬不已。

当时,宁海县内还有一些恶少参加盗窃集团,图谋抢劫,县衙得到举报,悬赏缉拿。可地方上的大姓豪强,为了谋取赏金,不凭证据,胡乱举报,并据此抓来一批“嫌疑犯”。但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远难断案,致使久拖不决。黄溍为此多方调查,一一细细审理,公正断案,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其间被免除死刑的就有10余人。

朝廷派大员到各地考察,得知黄溍既能干又清廉,政绩显著,便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并委以整顿吏治。黄溍任劳任怨,秉公办事,惩治了盐场不法之亭户。这一来,纪纲大振,百姓信服,盐场为之一清。

延佑六年(1319年),黄溍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当时的诸暨,“其俗素称难治”,积弊深重,棘手难题较多。黄溍到任后,一不畏难,二不大意,审时度势,对症下药,重点击破,终于变难治为易治。

官府巡海船,按照惯例,三年就得更新,费用由官府支出,但不敷之数,须由百姓补足。于是,一些贪官借机向百姓伸手敛财,以多收少付的办法,中饱私囊。对这一敲诈老百姓的陋政,黄溍变革向例,节省开支,杜绝贪污,把多余的钱退还给老百姓,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百姓领了这笔退还的钱,欢呼声不断,称黄溍是清官。

当时,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互相勾结,以伪钞扰乱社会,胁攘民财。而一些地方官吏又任其欺诈,不管不闻。这些不法之徒就更加胆大妄为,致使伪钞氾滥成灾,殃及邻近的新昌、天台、宁海、东阳等县,株连数百家,百姓遭害,情景很惨。府长官令黄溍查处此事。黄溍通过查问,明白了真相,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使得不法之徒俯首认罪。渎职的官吏被除名,不法之徒受到了惩罚,那些无辜被株连者也得到解脱,老百姓也不再受伪钞的祸害了。

可其间有一个“捕盗卒”,暗地把伪钞藏匿良民家,而后又向官府“揭发检举”,并纠集近百个恶少手持棍棒,冲向这良民家搜查,气势汹汹,企图大敲竹槓以发横财。此时,正好黄溍下乡后回城,同这伙人相遇于郊野。黄溍见此情景,顿生疑窦,他便反问道:“州府弓卒定额仅30名,哪来这许多人?”“捕盗卒”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黄溍便喝令“缚送子州!”这群恶少见势不妙,慌忙作鸟兽散。这良民终于免遭了一场灾祸。

有一盗贼被关在钱塘县狱内,可他贼心不死,暗中勾结一游民,指使这游民贿赂收买了狱吏,于是,狱吏便私下放了这盗贼。而这狱吏利令智昏,又如法炮制了假文告,并打发这盗贼做向导,先后逮捕了20余人,以此威胁百姓,索取钱财。

黄溍得知这一情况,深入察访,掌握了全部实情。他就召见了这狱吏,并理正词严地告诉他:“缉捕盗贼,应当慎重对待,认真商议。”他又严厉地指出,今天手持这文书的人,又不是本州州民,情况更是可疑。为查清实情,黄溍命手下人将狱吏、刚放出的盗贼以及刚被抓来的20余人,全部套上枷锁,送往钱塘县狱。后经县狱审理,受冤枉被抓的20余名普通百姓全部释放,狱吏和那盗贼得到了惩罚。那20余名无辜百姓感激涕零,把黄溍奉若神明。

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他始终以“父母官”自律,体恤民间疾苦,躬身为百姓办事。平日,唯以清白为始,除奉给之外,不收受任何非分钱财。他常常因生活费用欠缺而变卖家产,以资弥补。他如此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而又政绩卓异,嘉惠地方,难怪深受百姓的爱戴和称颂了。

至顺二年(1331年),黄溍应召进京入朝,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升翰林直学士,断断续续共20年。

至正元年(1341年),黄溍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至正三年(1341年),朝廷命黄溍编修辽、金、宋三史,但因母亲病故未赴。守孝满后,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

至正六年(1346年),中书右丞相朵尔直班和中书左丞相太平力荐,黄溍拜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至正八年(1348年),黄溍官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这一年,他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为总裁官。黄溍学生王袆就在史馆中,侍奉老师,白天共讨论,同执笔;晚上则联榻拥衾,共同探讨史学精蕴。黄溍凭着他卓越的史才、丰富的史识,特别是高尚的史德,秉承《春秋》笔法,裁定国史尊重史实,从不曲意奉迎,务使成为信史,真可谓是“笔削无所阿,史书留人间”。

黄溍为知制诰时,挥动如椽大笔,奉圣旨起草国家大诏令、大制作,以及记述勋贤者的铭文。当时,朝廷内像黄沿这样的大手笔,不过二三人,因此,特别受到器重。于是,四海之内,上门求文拜师者络绎不绝。

黄酒还为经筵官,走上了“御前讲席”,给皇帝讲解经史。元顺帝曾对朵尔直班说:“文臣年老,黄溍正宜在朕左右。”他博学多才,精通历史,讲述为民治国安邦之道,鞭辟入里,皇上听得如醉如痴,深得教益。皇上高兴地对他说,卿竭其诚智,为寡人开导治国之道,实在得益匪浅。皇上为此曾多次以金织纹缎奖赏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溍在讲授中,总是以历史为鉴,运用历史上兴衰的生动事例,陈述仁民爱物之道理。这无异给皇上敲起了警钟,劝导他实施仁政。就这样,黄溍在朝时,先后给皇上授课32次,这在经筵官中是很少有的。

元代设立国子学,为当时官立最高学府。国子博士,即国子学的教授官。黄溍为国子博士,给弟子授课,从来没有以师道自尊,摆先生架子,弟子们也深感他平易近人,有如对待同辈朋友。当时,国子学想要增设“礼殿配位”四个。依礼大臣配位当坐东朝西。而学官中有人提议,座位应左右分置,以分高下。对此,同列不敢提出异议,而黄溍独一人出面,制止了此事,终于没有左右分坐。在这样宽松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前来求学的弟子们都怀着更加恭敬的心情,发奋学习,其中不少人学业有成,进入仕途,成为当代的名人。如宋濂、王袆、傅烁、金涓、朱廉、傅藻,都是黄溍的门生。

黄溍还曾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又奉旨为廷试读卷官。不论是在乡试考举人中,还是在廷试考进士中,黄溍都以伯乐之心,慧眼识才,努力甄拔后学。

黄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京师断断续续20年,始终铁骨柔肠,挺立朝廷。他“足不登巨公势家之门”,不攀附权势,不阿谀显贵,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当时才德之士,莫不钦佩,异口同声称赞他道:“清风高节,如冰壶玉尺,纤尘不染。”

黄溍精通儒学,也奉行儒教。他特别孝顺父母,拳拳之心始终如一。他67岁时,还不到引退年龄,但他时时想到在老家的年迈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呈上了纳福侍亲的请求,并迳自南下还乡。至正九年(1349年)四月,黄溍再次向皇上递呈奏章,请求辞官还乡,不等圣旨下来,他又迳自而行。皇上闻此,立即派遣人马追赶,一直追到武林驿(今浙江杭州),终于把黄溍请回京师,并官复原位。

至正十年(1350年)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

平时,黄溍平易近人,从不以高官自居,同时,也严以律己,绝不滥用自己的威望。亲友如有非分之请讬,他总是婉却。一些贪鄙钻营之徒,想通过他的荐引,谋取一官半职,他也是坚决拒绝,并告诉他们:“国家设置官爵,为的是选拔贤能,为国效力,为民造福,难道可以当作私产授受。而助长贪鄙者的利欲吗?”有些庸俗之辈讥他不近人情,他只是一笑置之。

黄溍一生,仕途上并无多大崎岖,但他没有骄纵之气,始终纯朴坦率,从不故意做作。与他相交的人,也受到感染,“鄙吝顿消”。他生性刚烈,疾恶如仇,见到不平事,面对奸诈人,他便勃然大怒,好像弦急霆震,不稍宽容。但他又胸怀坦荡,不抱成见。如果把不平事公正地解决了,奸诈者有所悔改了,转瞬间他就煦如阳春。他生活俭朴异常,虽居高位,但从不奢靡,贵而能贫。日常生活,萧然不异于平民。他清心寡欲,正当强壮之年岁时,“即独榻于外,给事于左右者,二苍头(仆人)而已。”

至正十七年(1357年)闰九月五日,黄溍逝于稠城绣湖畔自家住宅内,终年81岁。噩耗传开,学士大夫闻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尽矣!”朝廷追赠他为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并追封他为“江夏郡公”,谥“文献”。学生宋濂、王袆、金涓、傅藻等,都来相治后事。是月十八日,同先他一年而卒的夫人王氏合葬于县城东北3华里的崇德乡东野之原,在今宾王路南侧,孝子祠附近。碑碣己不存,墓址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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