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作为文化的重要领域，出版界当然不能幸免。（网络图片）
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革命对象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领域出版界当然不能幸免。1966年“5·16”通知发出以后，出版界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彻底批判”的“五界”之一，是最早受到冲击、最早被“夺权”的部门之一。其打击面之大、株连之广、批判之烈，后人都难以想象。
“文革”开始后，在京的出版界，无论出版局局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下到一些书籍的编辑、县新华书店经理，还有几乎全部作家，几乎都被打成“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线人物”，受到无情的批斗。文革起源的借口是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引深到“三家村”、“四家店”，其中“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以马南邨发表的《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受到最无情的打击。
所谓的“三家村”“主犯”邓拓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1931年转入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从事中共地下活动。邓拓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引起史学界注意。同年被分配到中共晋察冀边区党校任教，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联合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职。从经历看是一个红色而光荣的履历。邓拓不仅是中共党内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还是出色的历史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鉴赏家。
从《燕山夜话》里体现邓拓杂文的浓重风格是现实感很强烈，也很有思想的锋芒。邓拓虽然经历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但与大多数工农出身的高级干部不同，在他的性格中，兼具政治家与文人的两重人格，他固然有被中共培养的党性原则，但他同时也是有独立人格、判断能力和有务实精神的政治家，其文风与当时的许多陈词滥调大相径庭。邓拓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浪费劳动力、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作法，他引用了《礼记･王制篇》中的记载：“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和《周礼》中记载的“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邓拓清醒地指出：古代统治阶级的人物固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也认识到使用民力的限度，他借用管仲的话说：“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强调注意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不要做民力过于勉强的事。可以想见，邓拓做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在当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因为1958年大跃进的滥用民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尤其彭德怀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直谏而被打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依然批判谬误，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由于邓拓知识渊博、通晓古今，尤其他有过《中国救荒史》这部学术力作，他已经从中国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中觉察出中国三年灾难的缘由，他对不少破坏自然规律的愚昧作法发出警告：“围田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惨痛的教训，这是稍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邓拓提醒当时的决策者：
一是不要一味自以为是天纵之圣，任意做出一切惊天动地的决定；二是如果事实已证明决定错了，就不要一味硬撑下去，坚持错误到底，甚至不断扩大错误；三是错了就要认账，不要一股脑儿地全推给别人（即“健忘症”）。
邓拓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和有良心的文化人，他浸透着关怀芸芸众生，忧国忧民的情结，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作为知识分子，邓拓与当时那些阿谀奉承、肉麻媚上的政客和文痞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政治品格，正如他在《郑板桥和“板桥体”》中说的：“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当奴才！”正是这种独立性，使他对纷纭复杂的形势有一种唯我独醒的气势，这种冷峻的态度是《燕山夜话》的灵魂。《燕山夜话》也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最有价值的杂文。遗憾的是邓拓成为文革最早的遇难者。
还有一个标志性人物遭受到打击，他就是北京作家老舍。老舍是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一生中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龙须沟》、《正红旗下》、《茶馆》……老舍是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还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一生，总是不停地工作，他出版的书籍不仅质量高而且产量多，他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新式之外包括歌词、古词和旧体诗等），几乎什么形式都涉及了，总共有一千万字之多。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老舍的作品的确称得上是“经典”：它的一以挡百、一以挡千的无可争辩的分量。可是文革最早迫害这位老人，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文革中，各界的大批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被任意扣上“黑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等帽子，列为“全面专政”的对象，一时造成极大的恐怖和严重的混乱。
有悠久历史和声望的商务印书馆被诬蔑为“宣扬封资修、大洋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窝点”。由于商务出版了吴晗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曾任商务总编辑的陈翰伯成了“文革”开始后出版界首先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的“反革命分子”。陈翰伯被挂上黑牌，关进了“牛棚”。在1967年1月全面夺权的风暴中，商务印书馆的招牌还被“造反派”摘掉，一度被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由于出版了《燕山夜话》，其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并把绝大多数书籍列入问题书。
工人出版社因为长篇小说《刘志丹》，导致出版社多人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
中华书局由于和齐燕铭、吴晗、翦伯赞等有工作关系，“文革”开始后被诬蔑为“招降纳叛。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大黑窝”，并一度被“造反派”改名为“人民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金灿然30年代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肄业后1938年4月到延安，在瓦窑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助手，参加了《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50年代他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其间，曾主持和组织了许多著名古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宋词》等和一批专家学者的论著的校点整理或影印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虽然他是早年参加革命的专家，也未能逃脱这场厄运，被戴上了“黑帮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种种罪名。不到60岁便不幸去世。他所在的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主要干部和业务骨干都成了“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和批斗的近70人，占全社总人数的1/3以上。
由于出版界被全面批判斗争，行业完全瘫痪，大批图书被作为“封、资、修”的“毒草”封存、销毁。出版界除去大批判、勤斗争，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许多出版机构被合并或撤销，编辑出版干部受到批判、迫害，大批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北京作为出版重镇，波及面也最大。1969年9月，文化部机关包括在京直属单位，除留少数留守人员和有出版任务的人员外，绝大多数职工连同家属都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人数高达6000多，而聚集的中国优秀的文化人“阵容强大”，作家中有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牛汉、绿原等。出版界有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丁树奇、范用、宋木文、刘杲、薛德震、陈早春、杨德炎等。咸宁为古“云梦泽”，气候炎热，最热时达45℃，很多文化人年事已高或体弱多病，下放干部除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要无休止地搞“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等所谓“斗、批、改”的运动，经受着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压力。北京的其他出版单位和各地出版单位的大批职工也被下放。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全家到农村插队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