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2月22日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郑念《上海生死劫》（或《生死在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之后该书销声匿迹。前些天，无意中在豆瓣搜索，发现没有该书条目。
说来惭愧，知道郑念还是近几年，而读《上海生死劫》是前些天的事。拿到书时，原本以为不会很快阅读，没想到当天加完班，晚上回去一直读到凌晨三四点，一口气读完，并且失眠了。
关于郑念，网上已有很多相关文章和报道，无不冠以“一代名媛”或是“真正的贵族”之誉。没读书之前，对这些词还有点抵触，毕竟现在说到名媛或是贵族，有多少真的当得起呢？读完书却觉得，如果像郑念这样的女性还不算，那又有谁能够算？第二天一边浑浑噩噩，一边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期微信。应该还有不少读者朋友不知道郑念吧，那就为他们做也好。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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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郑念（右）和梅平（左）（网络图片）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
上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节选自《程乃珊：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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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郑念）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是很相信政府的，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做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文革抄家，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在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有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的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
当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着出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
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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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上海生死劫》，不是因为“文革”，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岁月和遭遇中，一个女性，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让自己坚强地活着。
当红卫兵抄家的时候，郑念被关在厨房，她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为面包涂上牛油，当一个年轻的红卫兵批判她到英国求学的时候，她平静地告诉对方，马克思就是外国人，而正是在英国，她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当红卫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烂的时候，她机智地阻止了他们，而当她后来拿回这些古董，她毫不犹豫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郑念很机警，也因为这样，每次周边监视她、希望能够拿到证据证明她反政府的人总是会很失望，但是她也充满了爱心，她帮助残疾的女生补习英文，希望这个被社会遗忘的女孩，能够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谋生的机会，而为她工作的佣人对她忠心耿耿，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她是一个尊重自己劳动的好人。
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郑念捍卫自己的尊严，她从来不因为伤痛而哭，去谋求看守们的同情，因为她的教养告诉她，这是不礼貌的。天冷了，她固执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来，而不穿看守借来的别的囚犯的衣物，因为她觉得，这是维护她最后一点尊严的方法。
她诚实地对待自己还有别人，聪明的她总是能够很快地识破对方，要利用她去加害别人的用心。她不会承认强加的罪名，她的反驳总是有理有据，尽管对方恼羞成怒并不想听，她还是要说。她很较真，因为她在乎是非，尽管这样的个性，在中国并没有为她带来太多的好处，就连她的弟弟，也责怪她居然没有从“文革”的教训中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她的弟弟已经相信，面对一个政权，不需要争论，因为争论不过的，所以承认对方所罗列的罪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她并不是不会妥协的人，只不过比别人多了一条底线，也因为这条底线，她赢得不少人的尊重，包括几个负责看守和监视她的人。
——节选自《闾丘露薇：我也想有这样的笑容》
